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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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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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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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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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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来源:观察
   中国的“独立导演”贾樟柯,也加入到“爱国秀”的行列之中:日前,因为澳大利亚墨尔本电影节播放以热比娅为中心人物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并邀请热比娅出席,贾樟柯高调宣布退出电影节。一时间,中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纷纷表态强烈支持,如电影导演冯小刚便热情澎湃地说:“电影节最应该体现的是正义。而组委会邀请这样的政治骗子参加,不仅让一场文化盛筵变成了政治闹剧,也把电影节自己的牌子给毁了。”
   电影节的牌子是否被毁,不是由冯、贾二位导演说了算;热比娅是不是“政治骗子”、达赖喇嘛是不是“衣冠禽兽”,也不是由中共当局和“爱国贼”们说了算。贾樟柯在声明中说:“新疆历史并不是我个人谙熟的领域,但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刚刚过去两周,我想至少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要让自己无意识的行为玷污那些死去的人们。”这个说法与他“毅然”退出的宣布却截然相反。这一退出丝毫不“审慎”。
   新疆的暴力事件,有近因,即在广东韶关打工的维族民工遭到暴力殴打甚至杀害;更有远因,即长期以来中共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的严重失误。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热比娅这样一位两个孩子都在狱中、自己不得不流亡天涯的妈妈,怎么说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国际社会普遍都没有将热比娅看作恐怖分子,既然贾樟柯对新疆问题没有研究,为什么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中共的结论呢?何况迄今为止,中共并没有公布任何能够证明热比娅与暴力事件有关的确凿证据。没有证据,却作有罪推定,这是法治的国家和理性的公民的作为吗?
   而暴力事件中的死难者,既有被维族暴力分子杀害的汉族平民,也有被汉族军警杀害的维族民众。死者的详细资料至今仍然是“国家机密”,如同六四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一样,如同四川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学生和全国死于三鹿有毒奶粉的婴孩一样。同情心是必要的,但真正的同情心不是有选择地同情一部分人,而是同情所有人;不是只同情那些官方允许同情的人,而不同情那些官方不允许同情的人。如果贾导演真有同情心的话,不妨学学艺术家艾未未,将调查和发布地震中受难学生的真相,当作比艺术更加伟大的志业,而不惜付出博客被封、特务上门监视的代价。

   贾樟柯确实拍摄过一些独立电影,但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他的独立性也越来越低。这在中国电影界是一种普遍现象:拍过《活着》的张艺谋成了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拍过《北京杂种》的张元接着去拍《江姐》。毕竟,进入“主旋律”是一个难以抵挡的诱惑。成龙大哥的榜样立在那里,想学的人多着呢。中共以巨资打造的纪念夺取天下六十周年的“献礼片”《建国大业》,不是有那么多两岸三地的巨星,争先恐后地去“义务”出演吗?所以,贾樟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党妈妈会记住的,会有奖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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