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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角下的民意与管治

毕研韬,李燕燕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
   
   [摘 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民意在社会管治中的地位与作用迥异。一般认为,民众对政治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信息与受众既有观点的吻合程度。以民意为依归正在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畅通言路、尊重民意、践行“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民意;管治;社会资本;王道

   
   2008年是中国极不平凡的一年。接踵而至的“暴力事件”充分说明,“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用来作为口号而是作为行动指南的。只有真诚地对待人民,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和谐的社会”[1]。在利益分化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持续升级的今天,中国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模式正在经受考验,以民意为依归必将成为执政者的共识。
   
   一、民意与政治制度
   
   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民意在管治中的地位与角色迥异。英国政治学者Janet Newman曾勾勒出了四种管治模式[2]34、38。“等级制度模式”依赖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标模式”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权力,而是通过改变刺激的方式来诱导管理目标的行为变化。“开放系统模式”强调各种网络在施政中的积极作用,注重信息反馈的能动性。“自我管理模式”则欢迎公民和社区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强化全社会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后两种模式旨在提升整个系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续性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民意在这四种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组合模式”。在民主国家,四种模式都会有程度不同的运用。尊重民意、塑造民意是民主国家施政的一项重要内容。
   
   Janet Newman的观点与欧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异曲同工。安东尼奥•葛兰西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争霸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总是试图劝诱被统治者接受主流文化观、价值观,但这个“制造同意”的过程是在文化领域里通过协商、对抗完成的。路易•阿尔都塞则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尤尔根•哈贝马斯则确立了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三元结构论,并系统论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
   
   中国的封建帝王对民意也有着深刻认识与经典阐述。“得民意者得天下,失民意者失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已能覆舟”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遗产。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尊重民意、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民意,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觉悟”,而在民主国家,政府以民意为依归是宪法与制度的要求,是政府运行的前提和保障。
   
   以民意为依归正在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共识。2002年12月,胡锦涛提出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新三民主义”。2003年7月,胡锦涛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承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表示,我们“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
   
   二、民意与文本解读
   
   英国文化学者Stuart Hall发现有三种文本解读方式:“合意的解读”会毫不怀疑地接受文本传递的任何信息,“商榷的解读”批判地接受文本信息,“对抗的解读”则总是将文本欲传递的任何信息朝反面理解。一般认为,受众采取何种解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信息与受众既有观点的吻合程度。
   
   传播学上的“选择性机制”认为,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相矛盾时,人们往往会感到不安。在“认知不协调”的困扰下,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措施以减少不协调。这些措施包括对周围环境进行选择性接触、选择性解释和选择性记忆[3]135-137。换句话说,受众只接受与其观点相吻合的信息。与此相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和波斯特曼(Leo Postman)[4]24认为,那些不为受众欢迎的官方解释或报道常被视为谣言或宣传。
   
   社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D. McGregor)发现,“在没有客观证据引导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根据其主观偏好来预测的。”[4]43 社会学家Tamotsu Shibutano[5]44则用“倾斜”来描述这一现象:为了建立理想的印象,人们倾向于忽略某些不愿意看到的细节,同时强调某些(建立该印象所需的)内容。尤其是“当一个实际感知性的事实与期望相冲突时,期望可能会提供一个比事实本身更为有力的感知和记忆的决定因素。”[6]69。
   
   了解民意对舆论引导、政策营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学认为,投射在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周围事物的解释中而不自知时,我们称为投射。在他对周围事物的解释中,没有使用完全公正而客观的证据。”[6]21 其中“互补投射”的影子在谣言流传过程中更是随处可见。譬如,那些对四川大地震高度关注的人们,如果先前接触过赈灾人员贪赃枉法的信息,就难免产生这次救灾款物能否全部用于抗震救灾的担忧。如果他们真地发现了怀疑对象的“犯罪证据”,那么其担心也就合情合理了。按照奥尔波特等[6]20的说法,谣言为排解类似紧张情绪提供了一个口头发泄的途径。
   
   “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总是充满期望。当期望被违背时,人们对信息本身的注意力就会下降,而对导致此违背现象的原因则格外关注。传播学上把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称为“唤起”(arousal)。当受众对政府或媒体感到失望时,就会转而关注导致政府或媒体“失职”的各种原因。受众对政府/媒体越失望,对限制政府/媒体的各种因素就越不满。
   
   根据相互依赖理论(Theory of Interdependency),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总是寻求最大投资收益率。由于互动各方所拥有的“权力”不同,社会互动会以不同的交换模式进行。约翰•希伯特(John Thibaut)和哈罗德•凯利(Harold Kerry)认为,“倾向矩阵指导着人们对条件矩阵的改变,这些改变又会影响实效矩阵,最终决定社会交换。”就媒体消费而言,受众希望从传媒中获得客观、多元、可靠的消息。当受众意识到中国目前的传媒生态和受众现有的“权力”无法影响传媒表现时,受众就会选择远离常规信息系统(官方信息/官方传媒),而开始依赖非常规信息系统(境外传媒、小道消息)。这时,谣言就有可能成为主导型的社会舆论。2008年6月28日发生在贵州瓮安的骚乱就是一个例证。
   
   在西方社会,多元化管治理念深入官心。为了最大限度赢得公众支持,政府决策不仅需要满足社会主流民意的期待,还必须尽量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为此,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全面准确地把握公众的心理需求。
   
   三、民意与施政模式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一政治蓝图与Janet Newman所描绘的“开放系统模式”和“自我管理模式”异曲同工。但问题是,中国将如何改革执政理念与模式以确保公民力量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笔者从政治传播角度提出六条建议:
   
   其一,广开言路,以积极心态对待多元化意见。中国的政客大多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误导。最近有研究发现,此语中的“防”字是“堵塞”之意。也就是说,此语警示统治者:不让老百姓说话的后果比堵塞河川还要可怕。大禹治水,疏而不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深淘滩,低做堰”。
   
   传统的强制性社会管治模式虽然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信息的流动,但同时也可能阻断民意反映的渠道,致使民意无法畅通上达,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更何况在信息化时代,任何政府都无法完全阻断不利于自己的消息。强制打压只能给国际社会留下侵犯人权的恶名,遭到国内外的同声谴责。
   
   其二,大力改革新闻体制、尽快改进传播策略。在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是主导性的信息渠道。笔者曾将传播策略分为三大类[7]64:“主动型”传播策略积极创造条件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超主动型”传播策略不仅主动满足各类信息需求而且试图影响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被动型”传播策略则是消极应对社会的信息需求压力。客观地讲,中国官方的传播理念和传播策略远未能“与时俱进”,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
   
   其三,加大政务信息透明度,主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执政者必须面对意见多元化的挑战,以积极心态与公民平等交流、磋商,以科学手段“制造社会共识”。用“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执政者必须在“公共领域”里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捍卫政府、政党与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其四,强化民意调查与研究工作。民意调查能够帮助收集社情民意,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依据,从而提高政府决策的准确性、时效性和科学性,进而巩固和提升政府与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民意调查是影响公众认知、达成理想共识、降低管治成本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在争议性议题上,公布民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对立观点彼此妥协,还可以促使中立者态度明朗化。民意调查实现了以民意作为社会控制媒介的可能。以民意的名义做出的公共决策既能得到最大范围的民众支持,同时在决策出现合理失误的情况下,可以与公众分担责任与后果。民意调查能够间接建立起此类社会心理机制。
   
   其五,大力开发社会资本,建立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要务是打破一元化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社会网络共同参与、民众自我管理的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注重开发社会资源,构建区域内跨行业的社会网络,扶持各类民间智库的发展,改善与准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以政府为主导充分整合本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不断提高政府对社会资本的有效调控能力。
   
   其六,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施政形势,提升象征性施政水平。今天,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象征性秩序”,而达其目标的手段则是各类符合现代政治传播规律的符号序列。当然,象征性施政与“形象工程”、“政治秀”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保障群众利益的阳光行为,后者则是追求个人“政绩”的自私行为;前者是与信息化时代相适应的施政理念与手段,后者则是被社会唾弃的愚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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