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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

   作者:毕研韬
   
   
   一、 中国亟需政治传播学的指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得到了极大提升,但老百姓承担的成本压力与其分
   享到的改革成果却不成比例。如今,信息传播更加便利快捷,利益多化化催生价值多元化,国人的公民意识空前高涨。“公民社会”已经全球化,国际因素对国内事务的因素日益深刻。按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国家不容易。我看(中国)大陆也面对这样的问题。”
   
   在信息社会,中国要维护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legitimacy),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的愿景,就必须及时调整管治理念与管治手段,大力提升其象征性施政能力,提高对社会资源的调控能力,切实尊重信息传播规律,提升对社会舆论的调控能力。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管治者混淆新闻与宣传,试图以粗暴的信息管制来制造“社会共识”。
   
   如今,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可以运用实验、统计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美英不少大学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而中国的很多政治智囊还陶醉在《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等经验主义政治智慧中,国内还没有几所大学开设政治传播学课程。中国亟需把传统的政治智慧置于政治传播学的框架内加以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亟需从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
   
   二、 中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严重滞后
   
   中国的政治传播学发展严重落后于实践需要。截止到2008年8月,中国大陆学者完成的含有“政治传播学”字样的专著只有三本,分别是邵培仁主编的《政治传播学》(1991年)、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2005年)和李元书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2005年)。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在西方被誉为“政治传播学《圣经》”,可该书中译本2005年8月才在国内出版。2008年8月30日晚,笔者在“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中搜索,论文标题中含有“政治传播”字样的论文只有两篇,分别是中央党校宋黎明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研究”(2007年)和华中师范大学李广的“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政治传播与控制”(2007年)。
   
   关于国内政治传播学发展滞后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的制约因素如下:
   1、 引入国内较晚。传播学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传入中国。
   2、 社会需求不足。中国的政客们习惯于研究传统政治智慧,对新兴的政治传播学的强大威力并不了解。
   3、 避讳谈论权术。中国尊儒重“道”的文化传统使得权谋之术长期囿于密室,人们虽潜心钻研却不愿公开探讨。
   4、 学术环境限制。中国的政治传播学者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缺乏政治运作的直接经验,学术研究与传播实战相去甚远。
   
   三、 推动我国政治传播学发展的几点想法
   
   笔者在拙著《用信息颠覆世界》中曾指出,“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是一种攻防兼备的谋略艺术。”而政治传播学更是一门需要道术兼修、知行并重的新兴学科,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理论素养、深谙政治运作的奥妙。传播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都诞生于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
   
   要有效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就需要首先厘清传播学的边界。有人借口传播学的多学科性而有意或无意地“泛化”传播学,从而把自己归入传播学这门时髦的新兴学科中来。事实上,国内某些传播学者充其量是游荡在传播学的边缘。“泛化”传播学模糊了传播学与相近学科的界限,淡化了传播学的实战特性。传播学决不是一个难民收容所。
   
   要推动政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大力提倡“问题研究”:敢于直面中国现实。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优秀传播学者必备的素养与技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传播学者迟早会被淘汰。政治传播学者应直接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而不应该远离社会、闭门造车。
   
   要推动政治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还必须克服“单打独斗”的学术陋习。对全球媒介研究、大众传播具有深远影响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常常以团队的名义出版学术成果。美国是传播学的诞生地。诸多传播学原理都是美国的研究团队在政府、军队、财团的支持下发现的。
   
   要推动政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就必须有计划地译介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惟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开阔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才能帮助国人看清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巨大差距。而根据笔者在2008年8月初的检索表明,我国只在2005年翻译出版了英国布赖恩•麦克奈尔的《政治传播学引论》和美国W.兰斯•班尼特的《新闻政治的幻象——政治传播学经典之作》(第5版)。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目前在欧洲研修政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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