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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制度性制造“诽谤官员案”——山东最新“以言治罪”秘密审判

    前不久,中国大陆刚刚发生了6位福建网民因被怀疑在网上发表“严晓玲案”相关帖子,被警方以“涉嫌诽谤罪”“采取措施”,最新一起“以言治罪”典型案例,又在山东遭秘密审判,被舆论称之为“曹县帖案”。此案曝光后立即招致网络舆论猛烈炮轰。
   
   
    此据媒体报道:今年2月初,被告人山东曹县青年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等标题在网上连发6篇内容相同的帖子,称曹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并卖毒吸毒、卖淫嫖娼等。这位党的基层书记为此要进行报复,遂要求县公安出面打击。曹县公安局接到郭峰报案后,于2月8日立案侦查;2月25日将段磊刑拘;4月4日由检察院批准逮捕;7月3日,检察院便对段磊提起公诉;日前,当地法院又以“涉及隐私”为由,秘密开庭审理。
   

    段磊因举报该县庄寨镇党委书记被刑事报复,导致社会舆论再次指向公权力的非法滥用。然而,更不幸的是,曹县法院竟为拒绝舆论监督,以“涉及隐私”为由,秘密开庭审理此案,引起媒体高度关注。以法而论,网民举报官员的个人生活有问题,即使捏造事实,涉嫌诽谤,受害人也只能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案,而公安机关滥用公权力侦办案件,充分例证了中国法律的“看家狗”地位;法庭秘密开庭,更像是官家私设公堂。为此,当下,网上舆论纷纷质疑说:官员受到网民的诽谤,公安机关就动用公权力侦办案件。如果普通民众受到了诽谤,公安机关会作为公诉案件立案侦查吗?
   
    依据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有权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依法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依此而论,段磊在网上发帖是否构成诽谤,理当先由有关国家机关查清事实,落实帖子内容真伪,而不是先把矛头对准公民的控告或检举行为。然而,从段磊发帖到被刑拘,短短几天时间来看,此帖子举报内容的复杂,当地公安机关根本不可能做出深入调查,得出结论,反倒如此迅速地做出了公民诽谤罪成立的刑事逮捕、公诉与开庭决定。此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当地公检法是在未查清事实之前,基于报复心理所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审判。这分明就是公检法受官权力驱使,压制和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滥权行径。
   
    老百姓如此轻易地被关押、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而当官的即时最后被证实是错的,也不过吃一碗“宽面条”,批评一下,然后异地做官而已。中国特色哪有法制可言?中国社会又何谈人权保护?
   
    记得曾有河南灵宝市跨省追捕网上举报青年王帅的案件被曝光后,河南省副省长刚人民网上公开道歉余音未落,接着就发生了四川蓬溪县的因网络举报被以诽谤罪起诉的“邓永固案”。此类案件与内蒙古自治区曾发生过的吴保全诽谤案的“犯罪事实”如出一炉,都是在网上发帖“诽谤政府和官员”。由此我们可以再联想到近年来发生的“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志丹诽谤案”,以及西丰县到北京抓记者的案子等,如此因言获罪的事件此消彼长,层出不穷,一件接着一件的连环发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诽谤政府和官员”的盛产王国。
   
    近年来,诸如“侮辱”、“造谣”和“污蔑”遭官家刑事介入的案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流行甚广,甚至还有三公民批评政府而被定为“重大网络犯罪团伙”的所谓“高唐事件”,而因网上发帖被官家请去“喝茶”者更是家常便饭,不绝于耳。
   
    本来,中国的法律就是官家自己制订、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但就按他们自家的法律解释,诽谤犯罪也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才能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而现在曹县检察院竟以段磊所发帖子导致“群众议论纷纷”“开始哄抢商住房”“一些投资商担心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中止了在建项目”等荒唐理由,硬是要套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予以公诉,借以满足打击报复检举人的阴暗心理,又岂能不为千夫所指。此案充分显示了一些官员滥用公权对百姓言论的粗暴“封口”,其疯狂程度已达到利令智昏,让公众舆论咋舌的地步。如今就连官方媒体也在讨伐“曹县帖案”。有文章写道:此案“暴露的是地方如何对待群众举报领导干部违法失职行为的问题。发现群众举报领导干部,是在查清事实的前提下处理,还是不问举报真伪,先把举报人抓起来再说。一见有人举报领导干部就想方设法治罪于举报人,岂非绝对排斥群众监督的‘官老爷’作风?”
   
    历史上有“邹忌讽齐王纳谏”典故,当时齐威王虚心接受了大臣邹忌的建议,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个典故不仅被视为“诽谤”的渊源,而且说明连专制帝王都有能容纳“诽谤”的胸襟。可悲的是,如今的“党委书记”却相形见秽。
   
    一种法治的社会,关于公众舆论,特别是监督公权力的舆论,应该是自由、公开的。在这个过程中,舆论产生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猛烈、尖刻抨击与揭露,即使有失实或错误,都应受到宪法条文的保护。然而,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现状中,“因言获罪”事件却如此愈演愈烈,屡禁不止。它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其实答案很简单,就在于官家不允许挑战自己的绝对权力而拒绝宪政制度改革。
   
    正是因为当权者拒绝宪政制度,今日中国社会才会发生“公共治理危机”。继去年贵州瓮安暴动、杨佳上海血腥袭警、广东惠州群体骚乱事件和昆明连环爆炸等引发的官民冲突余波未止,2009年以来,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又频频发生,石首事件烽火未冷,7月5日晚,新疆乌鲁木齐市再发生暴力群体冲突,而官方的应对方式,同样都是更多的封杀网上发帖,杜绝对制度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保障公民监督权、知情权,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要求。政府的权力是由民众赋予,并由民众纳税维持的。因此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民众服务和接受民众监督。如政府权力失去监督,就必然导致滥用权力,侵犯公民利益。所以,宪法和法律就要鼓励公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保证公民言论自由。
   
    何谓“言论自由”?那就是公民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赞扬的话,反对的话,批评的、揭露的统统不受司法追究。言论自由不能以当权者意志许可范围来加以圈定。而所谓"言者无罪",则是针对当权者与法律而言的。因为只有当权者才有可能对别人治罪;也只有法律才能判定罪与非罪。当权者们当然不会对所赞同的言论兴师问罪。因此,言者无罪的首要意义在于公民揭露、批判、反对当权者的声音(包括口头、文字)是无罪的。其二,"言者无罪"也是对法律而言的。陈独秀曾说:自由应包括“法律以外的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
   
    适当让渡官家权力,保护公众舆论监督权,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之一,也是借助于公权与私权博弈,来平衡双方利益的治世之道。1923年,美国伊利诺伊州法院在审理《芝加哥论坛报》因报道芝加哥市政府破产的新闻内容失实一案时,曾在最终宣布《芝加哥论坛报》无罪的判决书中写道:“宁可让一个人或报纸在报道偶而失实时不受惩罚,也不得使全体公民因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和错误的政府”
   
   
   
   
   
    今天,我们的官方媒体、教育、思想、文化体系仍在要求全民思想与政府的标准答案保持一致,绝不容忍异端、邪说与批判的声音。所谓的异端、邪说、批判的声音,就是跟官家的结论不一样的。要改造中国的如此文化生态,必须首先从落实"言者无罪"开始,提倡揭露,弘扬批判。
   
    今日中国,公民普遍期盼宪政变革,因为只有在宪政框架里,公民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才能得到根本保证。宪政的灵魂就是人权价值。这个价值不为执政党、政府的任何即时性目的所左右。在宪政秩序社会里,言论自由等人权与社会舆论和公正审判一起,构成国民共同的根本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高于任何国家利益与理由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宪政的根本使命就在于确立这种价值体系。如果我们今天的改革不能寻找到这种宪政灵魂,制度性制造“诽谤官员案”就只能继续下去。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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