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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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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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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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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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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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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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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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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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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营救力虹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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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威权统治者的两种类型及其在民主转型中的行为方式
·政治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理论模型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百年民运史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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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题记】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我一直蛰居临海这座江南小城,没有过漂泊的生活,但是,如果用苏东坡的这四句诗来形容我的思想经历,却是非常贴切的。我这一生,戴着红领巾时,真诚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读高中和文革时期就开始啃读《资本论》和其他红色经典,大学毕业以后当了政治教师,八十年代初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感兴趣,八十年代末同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仍然以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自居。六四以后,1989年6月7日那个晚上,由于抑制不住对北京屠杀的满腔义愤,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从此告别了蒙昧时代,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自由化之路。两年牢狱之灾,实是我反思之始,而浙江的良心囚犯集中关押,使我有幸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难友,这又为我的反思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政治犯和良心犯集中关押在一起,狱中的文字监管自然十分严厉,不难理解,当年的反思所留下来的文字,只能是一些理论层面的雪泥鸿爪。
   

关于思想方法论问题的思考

   (1990年10月)
   

一 社会必须有“兼容百家,取长补短”的气度

   
   各种极不相同的学说,(甚至包括宗教)都从某一角度,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揭示了真理,并且适应了客观的环境,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些学说为什么能够广泛地传播。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产生,并且与这种环境相适应的,因而难免带有当时环境的烙印或局限,从而也难免因环境的改变而或多或少地丧失自己的真理性,逐渐变得与新环境不相适应,其原因在于如黑格尔所说,“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灰色的理论难免与常青的生活之树不相适应。由此可见,社会必须具有“兼容百家,取长补短”的气度,而不应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人类全部优秀成果,此话虽然言过其实,但也起码揭示了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并不排斥其他学说,反而是对各家学说的综合和发展。因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态度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自注】六四屠城以后,党妈妈喋喋不休地教导小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小民们现在才知道,四个坚持里面,所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用来装潢门面的,真正不能丢弃的是党妈妈的领导和它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我这人真是愚不可及,身陷牢狱以后,还在跟党妈妈自称的“指导思想”较真,因此坐牢是活该。不过,事实说明,凡是在理论上较真的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难免成为反对党妈妈的反革命,真正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是自始至终跟着权力和利益走的人。
   

二 对一种“唯本质论”或“单一本质论”的怀疑

   
   任何事物都内涵着多方面的本质。对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揭示出不同意义的本质。例如人,从政治学角度看,其本质是阶级性,即阶级关系的人格化;但如果从生物学角度看,甚至从社会学角度看,把阶级性当作人的本质就不合适了。究竟应当从哪一个角度考察事物的本质,这取决于考察的目的。而且,往往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事物的本质,才能全面地认识事物。(提倡“多元思维”或“立体思维”)
   
   【自注】对“单一本质论”的怀疑,实质上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怀疑。我属于“吃狼奶”长大的一代,在党妈妈的哺育下,几十年来,相信有文字记载以来,“全部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十几岁开始,就聆听党妈妈的教诲:“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雷锋的名言“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曾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座右铭。1989年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正是这一理念的历史注脚。1990年初春,我到临平狱中不久,那时狱中犯人们集会时,一队一队地,歌声此起彼伏:“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人民忠于党……”这沉寂已久的歌声,使我想到了法国的王政复辟时代。
   

三 对单一化思维方法的动摇

   
   在分析事物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向时,单一化的思维方法显然是不符合事物本身的。例如,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把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当作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等等。任何事物,其形成的原因和发展趋向都不可能是单一的。那种用单一化的思维方法去分析事物起源和发展的做法,其结果必然导致“上帝决定论”(“上帝”这个词往往用“规律”、“必然趋势”等等表达出来)。而且,用单一化的方法分析事物所得出来的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符合经验事实,经不起事实(实践)的检验。单一化的方法也可称为“单向思维”。(提倡“多向思维”)
   
   【自注】党妈妈一直煞有介事地教导我,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根据“历史决定论”得出的这个教条,是以单一化的思维方法为其哲学基础的。如果承认事物发展原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一种社会制度必然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结论就不能成立。令我自感迂腐的是,党妈妈如今可不在乎什么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与否了,它现在已经顾不得“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这个教条了,把权贵资本主义叫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令我汗颜的是,我把“历史决定论”称为“上帝决定论”,这是将鱼龙混杂,有眼不识泰山——无法否定的是,任何一个复杂的事物,它的产生、变化与结局,都是由千百万种偶然因素决定的,在这千百万种偶然因素中,只要其中有一种因素改变了,都有可能出现另一种事物,或者导致另一种结局。试问: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有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吗?如果没有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党妈妈会有1949年的胜利吗?无疑,这个世界是由偶然性主宰着,而操纵这偶然性的,只能是上帝的手!
   

四 对一种“本质不变论”的怀疑

   
   人们往往说,某某事物的本质没有改变,甚至说其本质不会改变。其实,随着影响事物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事物的本质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即使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事物的本质也可以部分地发生变化(即辩证法中所说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自注】“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阶级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在我这一代人中,这一类红色真理,人人耳熟能详,我在劳改中发现,党妈妈向我们灌输的这些观念,跟它所标榜的辩证法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五 提倡对立面的统一

   
   当前,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更宜于强调共同点和共同利益。要善于从异中求同,从冲突中寻找共同的利益基点。最典型的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单纯地把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看成“经济扩张”,“殖民政策”、“对外掠夺”,就谈不上利用外资,就无法解释经济落后国家迫切要求富国贷款的愿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从要么“敌人”,要么“朋友”的非此即彼状态中跳出来,成为一种互利的“交换关系”。
   
   【自注】北京屠城以后,老左派高狄和年轻左派何新等人演出了一场批判资本主义、歌颂社会主义的闹剧。他们可能和我们这些良心囚犯一样,不知道此时的苏联和东欧,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剧变。老左派迂得有点可爱,新左派却嗲得让人讨厌。狱中,难友们看了何新那个所谓同日本教授的对话,都觉得这个治学无方、拍马有术的人,他所要抬高的,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自己。不过,邓小平的猫论似乎是新老左派敌对思维的天敌,如今,猫论指导下的和谐社会,已经不再通行非此即彼的敌对思维,而是奉行有奶便是娘了。
   

六 人生不是单行道

   
   社会历史也是如此。“条条大道通罗马”,人类何必把自己束缚于一条路?
   
   【自注】记得狱中我曾和一个大学生难友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问题,我列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好的,问题是党妈妈推销的那一套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个大学生一句话问住了我:“你从现实中看到过这种社会主义吗?”我因此产生一个想法:各种主义、各种制度,都可以在我国试验,它们应该通过自由竞争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
   

七 矛盾的地位也是可以转化的

   
   这本来就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强调过的一个思想。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或许确实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要说“一切社会”,恐怕未必如此。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固然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很大,但却不能单独决定历史的发展。除了生产方式问题以外,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等有时也可以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如果象斯大林那样完全否定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无法解释资本主义何以首先在地中海沿岸国家萌芽。同样明显的是,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自注】记得1989年秋天,我关在看守所,台州地区检察院一个王姓检察官来提审我,他微笑着,饶有兴趣地问:“你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看法?”我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流派,也是可以探讨的。”六四以后,我虽然慢慢爬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迷阵,但也并不把它视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一类不必当真的东西,而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严肃的理论流派。1990年秋天,狱中读了萨谬尔森的《经济学》以后,我在扉页上写道:“西方经济学是社会经济的西医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经济的中医学,经济改革必须‘中西医结合’。”许良英先生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错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相信,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与现代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并不冲突。可是,任何理论,包括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一类说法,一旦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一旦成为政治的奴婢,就会变得十分荒唐,导致十分有害的结果。
   
   2009年5月5日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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