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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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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制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三) 

    在郑州造纸厂改制过程中,市政府虽然派驻了工作组,但始终没有为之事先设定改革的制度目标和实施方案,这是当地政府的开明之处。1997年的兼并是被亏损逼出来的,三年以后的反兼并、反兼并以后“六百名职工共同持股”的构想、以及创美公司成立以后的“倒杨事件”,全部都是职工群众的自发行为,整个过程表现了一种明显的自发性。这在那些“敢于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和政府官员、“企业家”共同挑起“社会责任”,甩开民众搞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一定是无效率的,但是,我认为这正是郑州造纸厂改革成功的希望所在。
   
   在今年夏天以来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的大讨论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这就是改革应该在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中进行的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思维去指导改革的问题。国企改革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它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进行,而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一点,也就势必承认,改革只能在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中进行,而且改革所要建立的经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自生自发秩序”也叫“非设计的秩序”,它是一种确保个人自由得以尊重和个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秩序,它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哲学,即认为任何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都是在自生自发秩序中产生的,不可能是人的“有限理性”设计的结果,而且任何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本身也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市场经济显然就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而计划经济则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秩序。自生自发秩序被认为是哈耶克最伟大的发现,也是其经济学和法学的根本原理,布坎南甚至认为自生自发原则是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在哈耶克看来,对自生自发秩序的破坏,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因此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以为可以通过审慎思考设计未来的幻想,他说,这是他经过四十年研究所得出的“最终结论”。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失败则从实践上证明了哈耶克的这一结论。
   
   如果我们接受自生自发秩序的思想,就必须对国企改革的思维方式做如下界定:

   
   首先,国企改革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搏弈或互动过程,而不是一个追求集体一致性的过程。这里强调的是个人本位,而不是集体本位。个人在改革中处于什么地位,这是两种不同改革观在逻辑上的起点性分歧,也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哈耶克认为,在自生自发秩序中,不同的个人是参与的主体,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根据自身的利益自由地作出行动决策;而在人为设计的秩序中,个人不过是实现集体目标的工具而已,在这个被哈耶克称之为“组织”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根据“组织”的命令行事,每个人的行动细则都是事先被规定好了的,从而也就无法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由于不同个人的利益各不相同,因此在自生自发秩序下,各人的行动往往并不一致,从而就有竞争,但是,在有规则的竞争中,人们会自动作出调整,使大多数人的行动趋于和谐或一致,这种行动上的一致性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合作。在郑州造纸厂的改制过程中,大家都是基于个人自身的利益作出行动决策的,他们有过两次高度一致的合作——反兼并和弹劾董事长,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放手,没有自发性的张扬,就不会有如此一致的合作。诚然,在一个人为设计的秩序中,根据“组织”命令而采取的行动是最为一致的,但这种一致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创造力为代价的,尤其是“组织”的任何领导者,作为个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从而他们根据整体的利益作出的命令,本意是要把人们引向天堂,其结果却往往把人们引向了地狱。新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十三名成员在工作组的决策下代替六百名职工注册持股,而且签订了不准挪用注册资金的协议,这件引起职工对管理层不胜任的事情或许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胡温新政”一直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我认为,按照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原则,“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构成全体国民的十三亿“个人”为本位;“执政为民”,就是要通过法治实现十三亿“个人”的利益。在国企改革中,政府应该归还本来就属于十三亿个人的国企产权,这应该是国企改革的起点。这个思路也是与宪政民主的精神契合的。国有经济的本质应该是全民所有制,按照“个人本位”的思想,国有企业的产权应该是十三亿活生生的“个人”的产权,它应该是一种私权。现实国有企业的产权却是一种公权,而在没有宪政民主、公权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真正的公有产权客观上是不存在的,起码是没有保障的——现实的国有企业,其实是掌握着企业控制权的某些政府官僚和厂长(经理)的不完全私有制。因此,按照“个人本位”的思想,国企产权要么不改,要改就得分给老百姓个人。我认为,这是国家权力退出私人领域,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走向宪政民主的第一步。
   
    其次,国企改革是一个不断竞争和进化的过程,它是一种自发的、不断试错的程序,而不是任何政府官员或知识精英的设计。这里强调的是过程的自发性和结果的非目的性,而不是任何个人或团体的智慧。当前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主流思想是一种行政主导型思想,它强调政府的指导和监管,这是哈耶克所反对的唯理主义的“构建论”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个人理性可以完全了解并协调改革中千差万别的个人偏好,可以完全掌握构建制度所必要的一切知识的细节,而哈耶克指出,这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在哈耶克看来,个人理性只能以积累性进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任何有效的制度安排都是经验积累的结果,是千百万民众行动的不自觉的产物,是经过千百万次试错以后形成的,它往往首先表现为一种惯例,然后才上升为成文的制度。他指出,“文明于偶然之中获得的种种成就,都是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并非一般人想象的条理整然的设计的产物”。当然,我们强调改革过程的自发性和结果的非目的性,并不是说改革行为如自然界的进化那样不包含意识的因素。诚然,就参与者个人来说,人们的行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就这种行动的结果——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来说,却并非人们的本意所要达到的,因为人们在改革中追求的不过是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无须知道,也无力知道改革的结果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制度安排。
   
    根据这一思想,国企改革就不应该是政府主导型的,而应该是市场主导型的。在这个问题上,国企改革有农村信用社改革失败的前车之鉴。从1996年底开始,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全国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实行以恢复合作制为目标的“规范化”改革,但是,大至制度目标的选择,小至改革的具体进程,都是从上到下由政府统一设计,这是典型的行政主导型改革,所以改到现在,信用社不仅摆脱不了官办性质,而且不良资产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究其思想认识上的原因,正是一种“理性的自负”——违反了自生自发原则。吸取信用社改革失败的教训,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政府应该尽可能“无谓而治”,充分发挥群众自发性的力量。政府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应该是提请人大制定一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法大纲》,在法律的制约下公平界定公民个人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即按照“个人本位”的原则使国有资产“还权予民”,然后立即退出产权领域,以确保个人能够自由地行使自己的产权——不管他把分得的那一份财产用于股票投资,还是用它“换酒喝”,政府都无权干涉,这才能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契合的,与执政党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群众路线也是吻合的。从“市场主导”的原则看,郑州造纸厂改制过程中最大的败笔——造成改制功败垂成的原因,就是在注册新公司过程中发现“六百名职工共同持股”这一方案与现行公司法有矛盾时,不是把情况如实告诉职工,让他们自己解决,而是隐瞒情况,包办代替。
   
    再次,国企产权改革还应该是一个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制约下的法治过程,而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过程。哈耶克曾经把自生自发秩序的内涵,界定为“自由”、“一般性规则”和“竞争”三个方面,认为“一般性规则”不仅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经济秩序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充分条件,而且也是“自由”和“竞争”的土壤。哈耶克所说的“一般性规则”,就是指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法治。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宪政民主尚未建立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这在发展民营经济,实行体制外的增量改革阶段是可以的,因为那种改革不是制度的转变或创新,它需要的仅仅是放松管制以给民营经济让出一块空地,但国企改革却是要以市场秩序代替计划秩序,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非有“一般性规则”即宪政民主制度不能产生。从这一角度看问题,能否尊重群众对民主的自发要求,避免社会革命,平稳地完成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过渡,乃是能否顺利闯过国企改革关口,全面建立市场制度,实现民族繁荣的关键。
   
   (本文参考了邓正来《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
   
                    200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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