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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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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奥运结束以后,全国许多地方正在静悄悄急行军般地实行所谓“阳光工资”。据说,实行“阳光工资”是为了规范公务员的收入,以便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众所周知,从江泽民和朱镕基时期开始,各级政府机关滥发名目繁多的奖金、津贴、补贴之类,以致工资外的收入超过工资, 使得“儿大于娘”,这些工资外收入是各部门各单位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进行“创收”所得,不仅不透明,而且在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因占有公共资源的多少不同而苦乐不均。实行“阳光工资”,就是要把这些灰色收入纳入工资范畴内统一核算,使之规范化和合法化,使它们“阳光”起来,名正言顺。据说这样一来,不仅各部门之间的苦乐不均可以消除,而且掌握权柄的政府部门不再公权私用,从此可以“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了。
   
   可是很奇怪,与政府历来的高调宣传相反,“阳光工资”似乎害怕阳光,从来不见报,不广播,也不上网,甚至连红头文件也不发,只是闷声不响地做。一直有传闻,台州地区在奥运以前就急于推行此项“廉政工程”,但因为内部得益不均,对工资方案有激烈的争吵,尤其是引起部分老干部的不满和抗议,害怕招致社会公愤,影响奥运所需要的和谐,才不得不暂时缩手的。现在奥运早已结束,尽管珠江三角洲一带工厂倒闭潮汹涌澎湃,千百万失业的民工生计无着,但只要“我们这里”暂时还沉得住气,就可以捷足先登,把公务员的“阳光工资”搞起来,否则,经济危机一旦咆哮而至,恐怕就来不及了。
   
   “阳光工资”似乎是在暗示人民:将现行的各项灰色收入规范化和合法化以后,新的灰色收入就不再滋生。可是,在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公权普遍被私用的情况下,这种粗劣的童话恐怕连“阳光工资”的始作俑者自己也不会相信。如果事情如此简单,那些灰色收入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弱势的人民虽然依然无权无势无钱,但已经不再容易受骗了,如今谁都明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0.02%的人口之所以能够占有70%的财富,完全是凭借他们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至于公务员收入中那些灰色的“奖金”、“津贴”、“补贴”之类,它们究竟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如果合理合法,那早就该透明了,又何必搞什么“阳光工资”?如果不合理不合法,现在通过“阳光”改革就可以使之规范化和合法化,那么,以后不可避免地还会继续不断滋生出来的灰色收入,是否都可以规范化和合法化?在这个“和谐”社会,莫非一切既成的腐败收入都可以合法化?

   
   我不知道所谓“阳光工资”究竟是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的“廉政建设”“新举措”,还是地方政府在“反腐倡廉”实践中互相仿效的“制度创新”,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不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财税和工商等肥缺部门,还是那些似乎跟金钱八竿子打不着、难以创收自肥的“清水衙门”,实行阳光工资以后,没有哪一家的收入会降低,不仅不降低,而且一律大幅度提高了。据我所知,在刚刚实行“阳光工资”的台州市三区,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每月增加一千多元,而坊间盛传,那些担当领导责任的“人民公仆”,其“阳光”的年薪高达五、六十万,这可是一个农民工辛苦一辈子的钱啊!所以老百姓都说,这不是什么“阳光工资”,而是有权的人自己给自己加工资!
   
   既然是加工资,就势必会有连锁反应。公务员加了工资以后,大中小学教师、官办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这些吃皇粮的人自然也会对政府形成加薪压力,银行、电力、电信、石油之类的国有垄断企业当然更不会落在人家后面。政府当然知道,手心手背都是肉,所有强势阶层都是必须摆平的,否则就会影响稳定——不久前,四川和重庆的中小学教师就因其“绩效工资”跟不上公务员的“阳光工资”而罢课。因此,加薪的皇恩必然会在那些强势阶层中间浩荡,可以肯定,在“廉洁政府”的名义下推行的所谓“阳光工资”改革,很快就会演变成富裕的强势阶层又一次加薪风暴,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甚至很有可能推动物价上涨。势利的“人民政府”十分清楚,唯一可以忽悠的,是广大既不掌握公共资源,又不掌握话语权的工人、农民和街头小商小贩。唯一使“阳光工资”的决策者感到头疼的是,在经济衰退,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是否拿得出足够的钱财来摆平那些强势阶层的欲求?
   
   记得两年前的夏天,党中央奏起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主旋律,所有的喉舌,包括报纸、电视、官方网络,都开足了马力大吹大擂,宣称要发起一场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胡温政府信誓旦旦,一定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回归社会公正。当时,那些连大病医疗的药费都难以报销的公有企业职工、为城里的权贵和富豪们当牛做马的农民工、日日在生活的风雨中苦苦挣扎的摊贩们,都庆幸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亲民和爱民的圣上,准备迎承久旱以后的一场甘霖。可是,不久,“主旋律”就改变了,先是十七大召开,豪言壮语要搬掉“新三座大山”,解决老百姓住房难、看病难、读书难,接着就是全民迎奥运,欢庆中华民族的千年荣耀。虽然十七大之前有山西窑奴事件,之后有拉萨骚乱,奥运之前有汶川大地震和瓮安暴力事件,之后有三鹿毒奶风潮,但一成不变的是体现党的大恩大德。英明的党知道,蝼蚁小民就像儿童,轻信而又好奇,轰轰烈烈、吹吹打打之中,只要“主旋律”不断变换,任何庄严的承诺都可以忘记。
   
   可是,唯有日渐艰难的生计忘不了。如今,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本已走向衰退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草根阶层工作难找,生意难做,钱难赚,他们的生活和时令一样进入了寒冷的冬天,而高收入的公务员和其他强势群体却正在加工资。面对此情此景,人们难免回忆起两年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旦旦信誓,难免想起鲁迅的那句名言:我们不再受骗了!
   
   2008年11月19日夜
   
   (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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