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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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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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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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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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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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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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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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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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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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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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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云峰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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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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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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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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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高兴: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看到王新旻 先生的文章《为朱学勤的“天谴说”一辩》,引起了很多思考。朱学勤教授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感言我早就看到了,当时就感到朱教授的“天谴”一说,很有可能会遭到一些群众的唾骂,在《民主论坛》上看了王新旻 先生的文章以后,得知朱教授果然挨了骂。朱教授在思考汶川地震时使用“天谴”一词,王先生认为这属于“用词不慎”,“并无大错”,愤青们因此而痛骂他,那是“小题大作”,“有点故意做文章”。我赞同王先生为朱教授辩解的立场,不过我觉得王先生并没有把朱教授的意思说透。
   
   请注意,朱学勤在感言中,完全是一种探索性的仰天追问:“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屈原天问式的惶惑:这是不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如果说是的,死难者并非作孽者,为什么要惩罚他们?该惩罚的是那些作孽者呀!如果说不是,为什么大地震恰恰发生在佛诞日?我妄猜朱学勤教授崇尚佛教但又不是一个佛教徒,他其实对“天谴”一词的理解并不准确(或许是他考虑到了一般民众的习见,才故意用了疑问的形式以避“缺德”之嫌),对此我也有个认识的过程,不妨在此谈谈自己的感受。我崇尚基督教,但我并不是基督徒,地震发生的那天晚上,我就跟一个基督徒说,上天不公:为什么要让那些涂炭生灵的专制暴君得享高寿,而却要早早收回在专制高压下呻吟的芸芸众生的灵魂?基督徒朋友对此所做的解释是:这是上帝对整个人类的惩罚,而不是对某一部分人的惩罚。惩恶扬善是人间的伦理,而人间的伦理是上帝在造人时专门为人类创设的,上帝自己并不需要遵奉他所创设的伦理。所以,人杀人是罪恶,但上帝杀人不是罪恶。
   
   这位基督徒的解释究竟对不对我不想讨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把汶川地震看作是上天对整个人类的惩罚,而不是对某一部分人的惩罚,这种解释跟秘鲁等西方国民的救灾思想是完全吻合的。他们相信汶川地震不仅仅是中国和亚洲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因此在我们好不容易终于决定为死难者降半旗的两天以前,秘鲁就已经作出决定,把5月19日定为全国哀悼日,举国哀悼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可是我们呢?我们把奥运看作可以为中国或中共争光,仅仅属于中国或中共的“喜事”,而把汶川地震看作仅仅是中国的灾难,个别人甚至看作仅仅是灾区受灾者的灾难。正因为如此,才会把因中国人权不彰而抵制奥运看作“反华”或“反共”,才会有愤青们抵制家乐福的运动;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天安门广场默哀三分钟以后就立即转入万众同声高呼“中国万岁!”“中国加油!”“感谢党中央,感谢解放军!”的亢奋场面;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人竟于举国降半旗哀悼之日,却把在地震灾区拍摄的艳照当作杂志的封面,显得毫无人类的同情之心。很明显,在抗震救灾中,隐藏在两种不同心态背后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境界:一种是宗教境界,一种是政治境界,有不同的境界,就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王新旻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他认为天是不会真的对什么人来实行谴责惩罚的。我也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一生中过去一直坚信唯物主义,但晚年抛弃了唯物论,转变为一个唯心论或有神论者,目前虽然还没有信教,但相信宇宙万物有一个主宰者。我相信,汶川地震确实是“天谴”——是上天对人类的谴责和惩罚。谴责和惩罚意味着罪恶——难道汶川地震中的死难同胞有什么罪恶?当然不能这样理解。但是人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主要是我们中国人)确实在上天面前犯了罪——为了那个GDP的增长而滥采滥伐滥建,疯狂掠夺自然资源,这不是犯罪又是什么?党、政、军、学、商,一切向钱看,满街红灯闪烁,处处吃喝嫖赌,人伦丧尽,这不是犯罪又是什么?地震以后政府的办公楼依然高高耸立,孩子们的豆腐渣校舍却纷纷倒塌,被一向温文礼让的好好先生茅于轼老人痛骂“连纳粹都不如”,这不是犯罪又是什么?有人说,这些都是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引起的——言下之意,仅仅是专制当权者的责任,但是,有什么样的国民,才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十九年前的六四屠城立马在酒绿灯红之中被忘得干干净净,专制政权的利维坦至今恣行无忌,对于这些罪恶的姑息,我们每一个人,难道有谁能够说自己没有一点责任?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这些都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罪恶,为什么独独要降此大灾大难于川民?我的理解是:上天对待我们,就像我们对待蛇一样,有一天某一条蛇咬了我一口,从此我看见蛇就打——我们不会有哪一条蛇咬了自己就该报复哪一条蛇的观念。
   
   所以,我认为朱学勤是在宗教信仰这一最高层次上反思这次大地震,他所得出的结论是:“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这些年来,我们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以牺牲民权为代价解决民生问题,津津乐道于所谓的“经济增长奇迹”,最近两年,我们为了那个本应促进人权改善的奥运而大拆大迁,大赶大捕访民、乞丐和异议分子,沉醉于所谓的“举国盛事”,真是“赤县喧嚣”,搞得天怨人怒,这难免会使人想到“天谴”——天降大灾于“赤县”,不正好说明“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吗?天灾过后,难道我们这些“赤县之子”不应该深刻反思自己吗?
   
   一场大天灾,难免会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产生强烈的心理效应。汶川地震发生以后,网络上流传着一连串数字巧合:汶川大地震发生在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之日离奥运召开的日子8月8日刚好是88天;“512”三个数字加在一起是8;1月25日是雪灾开始之日,“125”三个数字之和也是8;拉萨骚乱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是3月14日,“314”三个数字之和同样是8;山东特大列车相撞事故发生在4月28日凌晨4时48分,甚至连地震的震级,也从7.8级调到了8级……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8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正因为它大吉大利,当权者才决定把奥运开幕式定在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如果把数字巧合引起的联想看作迷信,那么最相信迷信的不是民众,而恰恰是那些当权者),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一系列与8纠缠在一起的灾难,竟然使有心跟8相联的奥运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灾难发生以后的这些天,这些巧合的数字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说它迷信,似乎是;但是说它科学,似乎也是。之所以说它迷信,是因为在诸如“8”和“奥运”这些事物之间,人类的理性看不出半点因果关系;之所以说它科学,是因为我由此想到了“俄狄浦斯效应”。古希腊忒拜斯城国王得到他亲生的儿子将会杀父娶母的神示,把生下才三天的儿子俄狄浦斯两个脚跟钉在一起丢到一个荒僻的山峡里,可是俄狄浦斯被好心人救起成了另一个城邦国王的养子,他长大以后为了避免应验那可怕的神示而离家出走,在流浪途中碰巧杀死了自己微服出行的亲生父王,后又帮助忒拜斯人民消除了瘟疫,除掉了吃人的人面狮身怪兽斯芬克斯,从而赢得了王位,娶了自己的亲生母后为妻。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正是人们为了避免可怕的神示而采取的一系列人为措施造成的,这就是所谓“俄狄浦斯效应”——比如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因预期股市会下跌而纷纷抛售股票,结果导致股市真的下跌。大灾大难以后,由这些巧合的数字引起的联想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这个问题我搞不清楚,但说这是心理效应,大约没有人会否定。
   
   两个多月以后召开的奥运是否有可能受“俄狄浦斯效应”的影响?很难说,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完全有可能。且不说别的,单是国家地震局的行状就是个例子。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被民众指责为失职,这个竭力宣扬地震无法预测的地震局这一次却一反常态,预测灾区两天之内还有可能再发生八级地震,呼吁各级政府做好应急准备,结果闹得人心惶惶,引起民众一片恐慌,纷纷挤向成都火车站逃往外省——如果因此而影响了奥运的召开,那不就是“俄狄浦斯效应”吗?再说,当初把奥运召开的时间定在“大吉大利”的8月8日晚上8点,不正好说明决策者心中的隐忧吗?而恰恰是他们心中害怕不稳定的隐忧,使得他们恣意侵犯人权,以高压求稳定,结果是越压越不稳定,他们至今还不知道,造成奥运前夕不稳定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如果他们能以宗教的无我心态看待天灾,心中有“神”无“鬼”,由天灾反思人祸,那倒可以避免俄狄浦斯效应。
   
   不可否认,宗教是非理性的,从而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宗教与科学绝非水火不相容。我想,理性并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手段,情感的体验,心灵的感悟,这些也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不仅如此,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宗教与科学还是相辅相成的,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之父”大主教安瑟伦所说,“单靠理性并不能认识终极真理”,“不是我的理解使我信仰,而是我的信仰使我理解,因为我也深信,唯有信仰,方能理解。”我相信,在宗教与科学之间有一条互通的桥梁,科学的尽头是宗教,而宗教则是科学的升华和归宿,宗教常常是以另一种形式提前表达出来的科学。宗教靠的是信仰,科学靠的是理性,而信仰与理性相比,一如帕斯卡尔所说,理性是有限的,而上帝却是无限的。在人类的心灵领域,科学是那样的无能为力,唯有宗教能够发挥救治作用。所以,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可以认识世界,都可以帮助我们抗震救灾,都可以支撑我们度过难关。退一步说,即便是无神论者,也不能不承认宗教在救灾中有疏导心理、安抚心灵的作用。
   
   同样不可否认,宗教是宿命论的,但是,宗教并不消极。宗教也主张人应该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是宗教认为,人的主观努力也是上天的旨意——例如马克斯•韦伯就指出,在基督教新教看来,人们努力经商赚钱是为了显示上帝的荣耀——从而人的主观努力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并不取决于人自己,而取决于上天所安排的宿命,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由此可见,我们信仰宿命论,不但不会消极悲观,反而会使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处变不惊,使我们在做事时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们无论在平时还是在这次抗震救灾中,都强调以人为本,而人有三重境界:一曰生物境界,二曰符号境界,三曰宗教境界。生物境界是求生的,符号境界是求势的,宗教境界则是求道的。帕斯卡尔也把人生的境界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肉体的感性的层次,二是精神的理性的层次,三是心灵的仁爱的层次,三者一层高于一层。这位宗教圣徒式的伟大科学家认为,面对自然,在肉体的层次上,我们就像芦苇一样柔弱,而依凭理性,我们可以独立于自然;但是,有限的理性并不能使我们预知一切和完全摆脱灾难,也不能使我们达到心灵的仁爱的层次,登上这个层次只能靠宗教信仰;只有登上这个层次,皈依上帝,我们才能彻底摆脱人类悲惨的处境。基督教认为,人类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贫富、不分党派,一律都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面貌创造的带有原罪的子民,当我们这样理解生命的时候,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观就进入了我们心中,我们就超脱了生死和恩仇的烦恼,我们的生命就具有了终极意义,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就都是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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