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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狱中述怀
·只有完全的法治才是经济的政治——也谈国家治理成本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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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改革的渴望: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背后
·“性恶论”、民主制度与企业改制——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一)
·“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的理想国 ——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二)
·国企改制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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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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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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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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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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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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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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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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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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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去年12月初,热心肠的范子良先生发邮件给我,要我就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经历写一篇评论,说是“有事相求”,其实老范与郭晏溱素昧生平,郭的遭遇是老范从一个湖州访民那儿得知的,我虽然也不认识郭晏溱,却是他的台州同乡,虽然和郭晏溱一样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但毕竟有一张可以说话的嘴,一枝可以写文章的笔,现在反倒要由老范这位“异乡人”来求我,不禁有些脸红。可是我能为郭晏溱说些什么呢?
   
   几经沉吟以后,我静下心来,将郭晏溱的申诉书仔细看了,还从《自由圣火》上查到了去年4月6日吕耿松写的《郭晏溱:背负两个冤案,柱着拐棍告状十年》一文,这才约略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因于替弱势群体伸张民权,现在已经身陷牢狱的吕耿松当时深情地写道:
   
   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洞门村村民郭晏溱(又名郭安琴)是我所接待过的冤民中最不幸的人了:他双腿被打致残,失去劳动能力,身背近40万元债务,独子身陷牢狱,老母重病在床。为讨公道,十年来郭晏溱柱着拐棍告状,餐风露宿,颠沛流离,把垃圾筒当“食堂”。从2000年至今,他到北京去告了22 次状,但不是被送进被浙江访民称为“阎罗殿”的仪化宾馆地下室,就是被强行押送回老家,其间还多次被非法关押、拘留。今年“两会”期间,郭晏溱再次到北京呼唤“青天”,结果被送进“阎罗殿”达11天,受尽折磨:进去时象个人,出来时却象个“怪”。

   
   …………
   
   郭晏溱曾经给我发来手机短信,说是“救我落难之人,永生不忘”,他可能不知道,我“落难”比他更早呢。我自从19年前六四时期荣膺“反革命宣传煽动”称号以来,属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那一类,遑论“救落难之人”!不过我可以替郭晏溱这位“父老乡亲”出出主意。但我所出的主意可能会令他大失所望:抛弃党青天为民作主的幻想,停止进京上访之类的疲劳战,在不放弃其他诉讼权利的前提下与官方达成某种妥协,比如接受官方提出的5万元人身伤害国家赔偿,先争取活下去!至于洗刷冤案,也只能来日方丈,等待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那一天了!
   
   许多人可能会骂我替郭晏溱出了个馊主意。但我们应该想一想:象郭晏溱一样遭遇的人,全国又何止成千上万?我的朋友陈龙德,1996年六四7周年时发起平反六四呼吁书,被劳教三年,因狱中屡遭警察残酷殴打,被逼得从三楼窗口跳下来,跌断了一条腿,成为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现在只能拄着两根拐杖走路,50挂零了,仍然孑然一身,不得不依靠八旬高龄父母的退休金活着。再往大的方面看,早在郭晏溱蒙冤被毒打8个春秋以前的1989年,北京又有多少无辜平民暴尸街头?有多少跪求青天主持公道的臣民被投进监狱?从郭晏溱蒙冤被毒打两个春秋以后的1999年夏天开始,全国又有多少信守“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在狱中受尽折磨甚至冤死狱中?要知道今日之中国,象郭晏溱这样的悲惨故事,可以说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上演,而万恶的专制制度就是产生此类悲惨故事的土壤。因此,只要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不改变,只要司法不独立,这样的冤情惨情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解决的!
   
   权势阶层不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吗?试想想,如果郭晏溱的冤案平反了,殴打郭晏溱致残的骆雪亮等恶警又如何能稳定地过他们的好日子?拣大的事情说,如果六四血案依法处理了,如果法轮功冤案平反了,那么六四屠杀的受益人和镇压法轮功的始作俑者江泽民腐败集团又如何能够保持他们的稳定?我一直认为,现行的司法体制和上访制度,不过是专制政权引诱千千万万绝望民众进入“白日梦”状态的心理暗示而已。台州人有句俗话叫“烂田翻稻臼”,受害的穷人一旦走上打官司或上访的路,这辈子就好像在烂泥田里移稻臼,很难走出越陷越深的困境,个别人即使侥幸打赢了官司或者蒙“青天”垂恩解决,也被搞得家破人亡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从整个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法治当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之路,但就郭晏溱这样的个案来说,打官司和上访实在不是上策。
   
   这使我想起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起往事。1996年底,我的故乡临海市更楼乡的父母官们突发奇想要“撤乡建镇”,强迫村民们搬迁,小村併大村,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村民们的抵制。我在乡下当农民的四个弟弟反对乡政府非法占用大片耕地,被政府收买的流氓打上门来砸烂了水缸屋灶,打伤了我两个弟弟,一个砍裂了头骨,还有一个被铁棍敲碎了裸骨,四个弟弟到处求人托关系,我则通过正常途径向临海市公安局报案,又是写报告,又是找领导口头反映情况,可是纠缠了几个月毫无作用。我特地为此买了许多法律书,查阅了许多法律法规,考虑是否打行政官司,状告临海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但我十分清楚,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强悍的政府,是一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地方官僚,一旦走上打官司或者上访之路,其必然的后果就是把我的一家和弟弟们的家庭全都拖垮……
   
   几经酌量,我决定“以毒攻毒”——我以书面形式下了个最后通牒给临海市公安局:你们如果不解决,第一,我将诉之于国际新闻媒体,向国际社会披露你们任意欺压农民的行径;第二,等临海人大开会时,我将在大会堂门口散发传单,向人大代表和群众揭露你们的腐败和不作为……过了几天,公安当局来人告诉我,公检法三家为此事专门开会商量,决定要处理此案,他们说公安到更楼那边抓过几次打人凶手都没抓住,要我把弟弟找来协助他们抓捕。结果我的弟弟们自己把其中一个凶手抓住送交了派出所,但临海公安当局关了半年又放了人,而官方又主动向我表示希望能够调解。我想,打人的凶手其实都是邻里乡亲,他们是被利用的,何必一定要把他们投入监狱?再说,制造悲剧的并不是几个打手,而是整个不合理的专制制度,而凭我个人的力量显然一时无法改变这个制度。于是我接受了赔偿医药费等3万元、放弃追究责任人的调解。这当然是一种妥协让步,但我至今认为现实条件下只能如此,否则我会被拖垮,弟弟们会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我说自己的故事,意思绝不是主张郭晏溱应该放弃抗争,而是说在现行的体制下,通过上访解决此类冤案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而且上访的时间越长,代价越大,越难以回头,即使有朝一日能够象中彩那样侥幸得以解决,那付出的家破人亡的成本也实在太高了,如果其间官方有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我建议郭晏溱不妨委曲求全,以待来日。另一方面,我也要向中共当局进一言:总不能仅仅为了维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稳定,将千千万万个郭晏溱式的冤案永远拖下去;六四血案已经捂了快20年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也已经差不多持续了10年了,所有这些冤案血案大案,不可能永远捂着,总有捂不下去的时候,一旦到了捂不下去的那一天,让千千万万个郭晏溱,让千千万万个六四和法轮功受害者以街头诉求的形式强行进入政治议程,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山洪决堤,九州发生洪荒,那还有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稳定吗?那究竟是谁的罪孽呢?
   
   2008年2月2日初稿,2月13日修改稿
   
   首发于2/13/2008《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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