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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2006年6月以前
·狱中述怀
·只有完全的法治才是经济的政治——也谈国家治理成本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问题
·纸币都是国家发行并且强制流通的吗?
·对政治改革的渴望: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背后
·“性恶论”、民主制度与企业改制——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一)
·“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的理想国 ——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二)
·国企改制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三) 
·民办高中委托经营制运行模式的案例分析
·《自由宪章》两种译本的优劣
·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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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近20年来,受舆论导向的影响,这句话一直是我们心中不容置疑的真理,面对愈来愈大的贫富差距,虽然心中时有反感,但想到“要把蛋糕做大”这一十足的理由,也就不往深处想了。但是,最近从网上看了秋风先生发表在新京报上的《基尼系数不是公平感》一文,我对这句话产生了怀疑,而且很快意识到其理论上的谬误。忽然想起十几以前看过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一书(阿瑟•奥肯著,王奔洲译),不觉若有所悟:跟“效率”(efficiency)相对应的,原本是“平等”(equality),可20年来,怎么变成了“公平”呢?那些精通经济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一直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发现,反而一直在论证为什么效率必须优先,而公平则只能兼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平等与效率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平等(equality)通常指的是收入或财富分配的均等化,它是一个客观的可以用统计指标来表达的财富分配状态,这个统计指标就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小,分配越平等;基尼系数越大,分配越不平等。基尼系数是一个表示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它是根据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图形中的面积计算出来的,等于实际分配曲线与绝对平等线之间的面积除以绝对平等线下面的整个三角形面积,当实际分配曲线与绝对平等线重合时,基尼系数为零,意味着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化;而当实际分配曲线与绝对不平等线重合时,基尼系数为1,意味着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不难理解,当我们说收入的某种分配状况是平等的,我们的意思是指收入的分配是平均的。可见,在经济学上,“平等”(equality)毋宁叫作“平均”(average)。
   
   效率(efficiency)则是指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它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产出”。平等与效率确实是矛盾的,因为效率需要奖励与惩罚,如果实行平均分配,就没有了奖惩机制,这自然有损效率。其次,财富一定程度的集中不仅是奖勤罚懒、奖优罚劣这一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促进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如果基尼系数太小,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化,资本积累的速度就慢,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不过,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虽然有损效率,但是在既定的财富数量之下,分配越是平均化,全体社会成员所享受到的总福利就越是最大化——因为财富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俗话说,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这是谁都容易理解的。而且,效率虽然能够迅速把蛋糕做大,但它难免在分配结果上导致不平等,甚至造成贫富悬殊。因此,我们只能不断地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点,有时要牺牲一点效率以增加平等,有时又得牺牲一点平等以提高效率,以此达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阿瑟•奥肯进一步泛化了“平等”(equality)这个概念,他在《平等与效率》这本书中,将equality这个词的内涵扩大到社会和政治法律领域,其内容包括权利上的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三个层次。奥肯指出,现代民主社会弘扬人的价值,保障所有公民都享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产生出各种不平等。①例如,从权利上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穷人常常请不起律师,而富人由于购买了优质的法律服务而可以在法律上得到偏袒;法律规定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社会强势集团通过金钱操纵话语权,能够有效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法律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但是穷人的孩子常常读不起书……这些天赋的权利是不可转让的,但金钱这个“潜在的暴君”常常侵犯了这些神圣的权利。
   
   奥肯指出,与各种经济刺激或奖惩不同,权利的分配是无偿的、普遍的、均等的,它具有非效率性(inefficiency)。② “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享受它”,③这就是说,我们只能或者以效率为代价争取多一点(实际上的)平等,或者以(实际上的)平等为代价争取多一点效率,两者的关系,就象失业与通货膨胀一样,是一种互替关系,这种(实际上的)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抉择“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④显然,奥肯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民主的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⑤,这跟福利经济学中所说的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不同的。
   
   在经济学中,近似于equality(平等)这个概念的,还有equity(公平),“它接近于均等或公正的意思”。公平也意味着分配的均等化,如果不考虑不同的人在消费偏好上的差别,均等的分配就是一种公平的分配。但是,人们的消费偏好是不同的,举例来说,亚当喜欢苹果而夏娃喜欢桔子,假设上帝赐予他俩的东西总共只有一个苹果和一个桔子,如果给他俩每人半个苹果和半个桔子,那只是一种均等分配,显然他俩都不满意;而如果给亚当一个苹果,给夏娃一个桔子,他俩就都满意了,谁也不羡慕谁的,这才是公平分配。阿伦•M•费尔德曼(Allan M. Feldman)把它定义为:“如果在一种分配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羡慕另外的一个人,那么这种分配就称之为公平分配。”⑥ 可见,正如秋风所说,公平就是公平感,它属于一种主观上的感受。在英语中,equality和equity字根相同,意思相近,都有同等、均等、平均的意思,但作为经济学上的术语,前者的函义主要是 “平均”,后者的函义主要是汉语中所说的“公平”。可见,平等即收入分配均等化是一个客观的可计量的概念,而公平却是一个主观的不可计量的概念。某种分配是否公平,不是基于事实判断,而是基于伦理或价值判断。
   
   在某种公平的分配规则下,财富分配的结果可能是很不平等的,例如在法治规范下的市场分配制度,人们都感到它是公平的,但其分配结果却是很不平等的,甚至贫富悬殊。同样,某种不公平的分配规则其结果也可能是相当平等的,例如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产品大体上实行平均分配,大家都认为这种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但其分配结果却是相当平等的。
   
   平等与效率有矛盾,公平与效率却是一致的。我们不能设想,人们普遍感到某种分配规则是不公平的,而受这种分配规则制约的经济却是有效率的。常识告诉我们,在各种生产资源中,人是最为关键的资源,一个人如果感到现行的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他就不可能在生产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难免将注意力和能量投向歪门邪道。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是无效率的,权力操控下的市场分配方式同样是无效率的。权力操控下的市场制度也有奖惩作用,这种制度鼓励人们通过权力寻租来追求财富,惩罚那些勤劳本份和只会钻研技术的人。时下,人们慨叹搞技术的赚不了钱,懂技术不如懂“攻关”(拉关系)。我常常看到那些埋头技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一副困宭的模样,而那些虽无任何专长,但能吹善拍的“滑头码子”却腰缠万贯,春风得意。我曾经听到过一句在新闻界流传的顺口溜:一流记者赚红包,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报道。试问,在种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下,经济怎么可能是有效率的呢?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效率,那也是一种分配的效率(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不是生产的效率,这种效率是不可能真正把蛋糕做大的。
   
   三年前,在那一场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中,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掌权者私分国有资产,他们高举的是公平这面旗帜,说这种分配规则太不公平,但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凭借权力私分国有资产固然有失公平,但却是有效率的,理由是国有资产好比夏天的冰棍,与其白白融化掉,不如送给那些厂长或经理。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祭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面大旗,左派们就力不从心,因为他们提不出以宪政民主下的法治来规范市场制度的方案,他们只能用姓资姓社这个意识形态作武器。其实,无宪政即无竞争性市场,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约束的改革不但是不公平的,也是缺乏效率的。固然,在没有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情况下,与国有资产象冰棍一样白白地融化相比较,凭借公共权力私分国有资产或许确实也是一种“效率”,但这种效率是抢劫的效率——我们总不能说,这些冰棍反正是要融化掉的,还不如让强盗抢去吧?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双管齐下,一手搞政治改革,一手继续搞经济改革,实现国有资产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分配呢?不过左派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们都不愿意提出这一点罢了。
   
   所以,秋风先生说得好,在公平之外,无效率可言。不过,秋风的文章对此没有论证,甚至显得底气不足。他正视到了一个事实:历史上确实有这种情形,即一个社会的效率表现非常突出,而人们也有严重的不公平感,中国改革过程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形。对此,他所作的辩解是,“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持续”,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决定一个经济系统效率高低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各种制度安排公平与否,显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例如改革的起点情况、改革的世界时代环境等等。我们在以事实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时候,是很难把这些因素排除在外的,从而很难确定事实究竟能不能支持“公平之外无效率”这个结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民众对某种经济系统的不公平感是反效率的,如果有了各种公平的制度安排,我们的经济改革将会有更高的效率。
   
   由于equality和equity词义相近,这两个术语函义复杂而又互相交叉,长期以来,在社会强势集团利益的导向和主流话语环境中,我们将均等偷换成公平,宣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名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则只要效率,不要公平,不知不觉地把社会公正驱逐出社会经济生活。现在是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时候了。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口号,我们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评析:如果“公平”指的是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或平均化,那么这个口号是说得通的;如果“公平”指的是社会政治权利上的平等,那么对之仅仅“兼顾”显然是不行的;如果“公平”指的是equity即基于某些普世价值观的公平感,那么这种说法简直是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平均、公平、效率三者的关系,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口号: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注释〕
   ①、②、③、④、⑤ 《平等与效率》第1、5——8、2、2、原序P1页,阿瑟•奥肯著,王奔洲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⑥ 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第182——186、197——19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08年8月13日定稿
   
   (感谢深圳市达信雅翻译公司黄志道先生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悉心帮助)
   
   (原载《人与人权》10 月 -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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