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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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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改革的渴望: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背后

    最近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卷入的阶层和人数愈来愈多,涉及的问题愈来愈尖锐,这是一场由学术界引发的争论,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从争论双方学者们强烈的情绪化语言及其文字内容就可以看出。郎咸平说当前的国企产权改革是格林科尔一类民企在瓜分国有资产的盛筵中狂欢,国企的效率不见得就不如民企,因而国企产权改革必须停止。支持郎咸平立场的一些新左派经济学家甚至发表学术声明,指责主张“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是“违反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历次指示”的,这样做“会步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葬送党和人民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全部经济成果”。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先是沉默,表示“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继而又出来高调应战,一如既往地强调国有企业注定是无效率的,肯定国企产权改革“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指责新左派经济学家“妖魔化中国企业家群体”,象有的香港明星那样为出名而“当场脱裤子”,呼吁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坚持把“国退民进”的改革进行到底。对立双方的言辞虽然都很激烈,但明显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情绪上都给人以一种唯恐“荃不察余之衷情”的感觉,在话题上都仅仅从经济角度谈经济,似乎都有意无意地疏远政治体制这个敏感的问题,而邓小平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如今这一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似乎没有人愿意触及。许多人说这是一场事关改革方向和路径的大讨论,这当然没错,但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敏感部位。
   
   倒是作为“旁观者”的秦晖说到了政治体制这个敏感区的边缘,这位一贯强调社会公正的学者指出“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新左派是强调坚持人民大众立场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既然如此,我想问问:在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又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从而“掌勺者”可以私分私占“大锅饭”的政治体制条件下,难道国有企业的产权真的是人民大众的吗?难道那种国有制真的是全民所有制吗?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现实的国企产权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交易肯定不会发生”。笔者还没有忘记你们自己所创立的理论,按照你们的理论,国有经济中只有从上而下一层层的代理人,没有真正的委托人(所有者),请问这种没有委托人(所有者),只有代理人和购买者的交易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易?这种交易也确实是“双赢”的,只不过双赢的究竟是谁跟谁?你们不是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向所谓“企业家”即管理层转移是最有效率的吗?请问你们凭什么断定国企管理层就是企业家而工人中就没有企业家?你们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把产权赋予谁都是有效率的,又根据你们自己的理论——把国企的产权赋予管理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主张国有资产不能平分给国民而只能“卖”给管理层,甚至鼓吹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改革“不可避免的代价”,我倒要请教一下: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都找不到无摩擦力的“真空地带”,难道在现实的经济体系中却能找到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状态吗?我还想请教你们,被史家称为“羊吃人”的英国十六世纪的“圈地运动”在经济上无疑是有效率的,其“交易成本”又是最低的,对此应抱什么态度?你们可能会说,正像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一样,国企产权向企业管理层转移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就算“圈地运动”是客观规律吧,那么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沙皇专制制度下斯托雷平的权贵私有化是不是也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如果也是的,为什么会遭到1917年革命的清算?国企产权如何改革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正如秦晖所说,公共政策问题,岂能无视公众意志?没有公众参与和监督,没有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国企产权转让,很难说不会像斯托雷平的权贵私有化那样遭到清算,而如果有朝一日真的遭到清算,试问那还有什么效率可言?
   
   新自由主义学院派中个别“顶级经济学家”在这场争论中煞有介事地说,一个学者要有公信力,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但在一个论坛上却当着一大群企业家的面替他们“抱怨”说,你们“做企业非常不容易、非常累”,并且告诉他们,那些反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人正在“妖魔化中国企业家群体”,表明自己要敢于“对舆论对大众保持独立性”,这样的“公信力”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只能使人想起马克思《资本论》中那位曾经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企业主的利润来自工人十一个小时工作日中“最后一小时”的纳骚.西尼尔先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非常强调学术中立的,学术中立确实是对经济学家的要求,但要求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这种要求又是另一回事。对那些喋喋不休地“论证”国有资产流失是国企改革的必要代价,声嘶力竭地呼吁国企产权要向管理层转移的经济学家,人们是难以相信他们的学术真的是中立的。我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但我钦佩马克思的平民立场和诚实态度,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所以,在国企产权改革之类牵涉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经济问题上,我不相信会有什么中立的学术,也不相信这一类问题是经济学家们解决得了的,因为这一类事情按照传统的说法,首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这一次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大争论,我们不难从各派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言辞中,看出隐藏在这些言辞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但最终决策只能通过公共选择来解决。

   
   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决策过程看作是一个有多方参与者的复杂交易过程,并且用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去分析这一复杂的交易过程。从公共选择的观点看,每个人对效用、效率问题的评价,从而对自己利益的评价都是主观的,因而在评价集体行动时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比如,这一次争论的双方在交锋中牵涉到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国有经济是否注定无效率?二是国企产权转让究竟应该采取分的形式还是卖的形式?在产权买卖的形式问题上,究竟采取MBO(管理层收购)形式好还是采取职工持股的形式好?或者是让企业外部人收购好?这些问题,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学术研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得问问广大的群众。所以对一项集体决策的评价,只能看其决策规则是否公正而不问其效果如何,而决策规则是否公正,只需看该项规则是否获得“一致同意”或起码是多数人的同意。布坎南说过,“不要以为改善政治可以依赖那些为公共利益而奋斗的人,似乎这些人道德高尚,可以有权替民众进行选择,竞争是由竞争规则来描绘的,较好的竞争是通过改变规则才产生的。”这正如兄弟分家,如果由父母说了算,总是有人感到自己吃亏,要求推倒重来,但如果大家都同意用抓阄的方法,即使有人明显吃亏,也不好说话。改革初期农村搞联产承包制,土地就是抓阄分配的,从分配结果看,肯定有人吃亏有人占了便宜,但从来没有人说不行。抓阄是一种最原始的民主,不必依赖宪政民主制度,但国企产权改革牵涉到全国十三亿人的切身利益,要制订出多数国民同意的规则,非实行宪政民主不可。据说俄罗斯的私有化结果是最不平等的,但在党禁报禁开放,言论自由的俄罗斯,没听说过主张国有资产应该重新分配的,其原因就是俄罗斯政治改革在先而经济改革在后,他们的私有化是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进行的,国有资产究竟分不分,以及如何分都是按照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法定程序作出的,这与其历史上的斯托雷平改革刚好相反。
   
   当然,在非宪政民主制下的国企产权改革也会受到一定规则的约束,例如国资委和财政部制订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对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约束,但是,这种规则并不是在政治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并没有获得“一致同意”或者起码是多数同意,从而不具有程序上的公正性。这种规则固然也是对市场交易的约束,但公共选择不是像经济学那样强调既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而是强调对约束条件的选择。在各种约束中,最基本的是宪法的约束,显然,没有宪政民主,像国企产权改革一类的重大集体行动是不可能真正受到宪法约束的,正如布坎南所说,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宪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制度和规章。”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宪政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效地防止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如果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那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是“瓶颈的瓶颈”。这次争论中虽然还没有人破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但看似学术问题的争论居然有那么多人卷入,这说明群众对这个问题的极度关切,也说明这场争论背后所隐含的大众对政治改革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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