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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营救力虹的几点建议
·和谐社会有禁书,不知道是否有禁屁?
·论威权统治者的两种类型及其在民主转型中的行为方式
·政治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理论模型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百年民运史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2011年
·我也说几句民粹主义和暴民问题
·讣告:六四受难者、民主人士黄志道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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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两种认识,两种思路


   
   最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关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访谈(《基础教育不能成高考附庸》,2007年6月7日),作为一名曾经教过中学多年,深切感受应试教育和党化教育之痛,并且因此而不愿从教的教师,我最赞赏的是北大附中校长康健说的一句话:“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无意之中、在自由之中生成的。”但对他提倡的“君子爱分,取之有道”这一说法却并不怎么赞赏,我并不是说这话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说他对于如何让人才在无意之中、自由之中生成的问题并没有讲到点子上。当记者问起,作为中学校长,你是不是也很看重北大附中每年的升学率?他承认也很看重,但提倡 “君子爱分,取之有道”,即反对通过增加课时、增加学生负担来追求高分。他表示,北大附中绝不采取野蛮的、掠夺性开采的方法来追求高分。同时,他还批评很多学校在学生填报志愿时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将风险加在学生头上,牺牲学生自己的选择,认为应该尊重学生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个人爱好。显然,除了重复别人已经重复过千百次的套话,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此,我想先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一个学校也好,一个教师也好,一个学生也好,他们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是他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还是自己的利益?具体地说,在现行的招生考试制度下,学生和教师以考分为目标,学校以升学率为目标,这种现象是否具有必然性?第二,一个学生、一个教师、一个学校,最关心自己利益、最善于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是别人、政府,还是他们自己?直截了当地说,学生、教师、学校这些各自具有不同利益的主体,作为外部力量的政府或其他人有没有必要和可能决定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行为方式?第三,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确立了教育目标以后(应该由谁来确定教育目标这里暂且不论),如何实现这一教育目标?靠的是制度结构还是教育行政权力?

   
   我认为,教育改革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首先必须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每个问题显然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我不想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宁愿把两种相反的答案都当作假设,我只想指出: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不同,改革的思路自然也就不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的三位专家尽管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显然都隐含着相同的认识,即不承认学生、教师、学校这些不同教育主体自身的利益,害怕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自生自发的自利本性;只相信政府或教育行家的理性,不相信这些教育主体自己的理性,企图让政府或行家充当他们的保姆,规定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行为方式;相信不必改变教育体制,而仅仅通过教育行政措施就可以实现所谓正确的教育目标。基于这一认识前提,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年以来的教育改革,大体上只不过是考试方法和教学方法等教育技术的改革,而不是教育体制的改革。而如果我们从另一种相反的认识前提出发,就会有另一种改革思路,这一思路尊重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教师、每一所学校自身的利益,让他们在教育活动中因自利倾向而产生的不可遏止的能量得到充分释放。野蛮的掠夺性开采的教学方法是必须改变的,教育活动是需要规范的,但不是通过行政措施去直接改变,不是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规定”去规范,而是通过改变制度去改变教学方法,规范教育行为。按照这一改革思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必须从具体的教育活动中退出,其职能仅仅是教育立法和执法。
   

两种体制,两种结果


   
   多年以来,我们对旧的招生考试方法和旧的教学方法种种弊端的控诉已经够多了,对新的教育理念和新的教学方法的介绍已经够多了,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所作的各种规定也已经够多了,但应试教育的状况依然故我,所有改革措施,不是新瓶装旧酒,就是成为应付各种检查的空摆设。例如,教师和校长们谁都知道,所谓提高学生素质,就是开设一些美术、音乐、劳技之类的课程,所谓“研究性学习”,就是在纸面上排出一些课题研究小组并且制造出一些研究过程和小论文。在面临教育行政部门各种检查时,一般学校都有两种课程表,一种是实际实行的,另一种是糊弄上面的,但上面心里也清楚,不过是装糊涂,大家都心照不宣,检查的和被检查的,无非是彼此彼此,双方都得点好处,皆大欢喜罢了。两年前,我碰到一个在中学教书的朋友,惊讶于他在双休日的空闲,他高兴地告诉我,现在上面统一规定,所有学校双休日一律不准上课。我说,你别高兴得太早,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半年,果然,仅仅过了两个多月,我又碰到了这位老师,他说,上次被你说中了,现在双休日又恢复上课了。
   
   这就是迄今为止我国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没有触动现行的教育体制。教育活动和经济活动在运行上具有共通之处,从教育的运行方式来看,世界上有两种教育体制,一种是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国家主义体制,另一种是类似于市场经济的自由教育体制。在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下,教育为政府所操控,它主要表现为教育目标的统一、教材的统一和考试的统一。为了维持教育的统一性,整个教育的运行只能依靠行政指令,学校的设立、招生的规模、教师的聘用、学费的收取、课时的安排、考试的命题和时间等等,一切都是按照行政指令进行的。而在自由教育体制下,整个教育活动是由制度来控制的,办学、招生、上课、考试等等是由学校这个教育活动的基本单位独立自主地进行的。如同经济活动一样,在自由教育体制下,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们投身教育活动的本意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达到的结果却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追求统一是国家这个利维坦的天性。约翰.穆勒说过,“普遍的国家教育是只是一种把人们塑造得相互雷同的发明,而用来塑造的模子就是那些政府中当权者的好恶,而不管当权者是君主、教士、贵族或现存一代的多数。只要有效或成功,它就会对人们的头脑实行专制,并自然而然地导致对人们的身体的控制。”然而,人的天性却是追求自由,本着自由精神,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要通过文化熏陶和科学知识的传授,使每个人的不同天赋都得到发展,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张扬。教育受制于国家,为所谓“国家利益”服务之日,就是人的自由天性受到摧残之时。罗素曾经指出,国家教育一旦成功,就会造就“一群愚蠢无知的狂热者”,他们一旦听到命令,就会按照要求投入战争或进行迫害。我国“文革”时期,身穿统一的绿军装、手持统一的“红宝书”、山呼统一的口号“万岁万岁万万岁”、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千百万红卫兵,很大程度上就是几十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国家主义教育的结果;二战时期以屠杀犹太人为荣的纳粹党卫军和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使命而疯狂屠杀几百万中国人的日本皇军,也都是通过国家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
   
   显然,不同的教育体制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不同的教育目标,造就不同的人才。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这就是教育必须接受正确思想的指导。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呢?究竟应该由谁去甄别一种思想的正确或错误呢?教育统一论者认为只能是国家,准确地说,是当权的国家领导人。可是,年长的一代都不会忘记,在当今的青年人看起来荒谬得不可理喻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老三讲,当时却是不容怀疑的“基本路线”,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被钦定为教育方针。不必多费唇舌,光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就足以证明国家并不能充当正确与错误的裁判。鱼在水中,冷暖自知。其实,应该接受哪一种思想,应该抛弃哪一种思想,唯一有资格作出选择的是每一个受教育者本人,纵使一些人接受了错误的思想,也只能通过自由的思想交锋才能得到纠正。任何以救世主的身份代人选择的主张,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想糊涂。
   

政府在改革中的作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教育领域如同经济领域。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都证明,经济制度是决定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根据几十年教育改革的实践,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教育体制是决定各教育主体行为方式和教育发展的根本因素。应试教育是统一的高考制度的必然结果,不触动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改进高考命题也好,改革考试科目也好,招生时平时成绩与高考成绩并重也好,增加大学入学考试的次数也好,一切招生考试技术的改革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基础教育不想成为高考附庸,就必须改变统一的高考制度。不过,必须承认,通过考试来招生有许多弊端,不通过考试招生又必然产生腐败,人类在招生活动中还没有找到可以代替考试的其他办法。但是,我国自从废科举、创新学以来,招生考试制度已经延续了上百年,而应试教育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可见应试教育并非源于考试本身,而是源于考试的统一性。因此,改革高考制度,并不是要废除考试本身,而只是要废除考试的统一性,让各个大学自行命题,自行招生,在自主的招生考试活动中探索出选择优质生源的办法,让各个考生像自学考试者选择助学单位那样自由地选择学校,让各所中学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教学活动中摸索出提高升学率的途径。
   
   就整个教育体制来说,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想把青少年铸造成互相雷同的机器,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实行自由教育制度。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政府的作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首先是政府必须有改革教育体制的愿望。目前的情况是,掌握教育改革大权的教育行政部门想做的是仅仅是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的改革,在教育活动第一线疲于奔命的人中有少数人士想到要改变教育体制,但又没有这个权力,这是教育改革至今未能破局的主要原因。政府之所以缺乏改革教育体制的愿望,主要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既得利益在作怪。且不说别的,单就目前通行的各地、市范围的期中和期末两次统考来说,数量十分庞大的试卷印刷就为地、市级教研室带来了多少经济利益?显而易见,启动教育体制改革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明智和胆识。其次,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由教育体制的建立,不靠政府,但又离不开政府。自由教育体制是各学校在招生和升学等等各个方面的自由竞争中自发地形成的,是教育制度不断演进的结果,而不是靠教育行政部门和少数专家的设计,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通过“法治”来使改革保持可控状态。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唯一值得改革者庆幸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分配制度早已废除,自由择业制度已经运行多年,这为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奠定了基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个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本的自由教育体制已经呼之欲出,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看政府有没有改革教育体制的愿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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