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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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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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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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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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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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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营救力虹的几点建议
·和谐社会有禁书,不知道是否有禁屁?
·论威权统治者的两种类型及其在民主转型中的行为方式
·政治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理论模型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百年民运史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2011年
·我也说几句民粹主义和暴民问题
·讣告:六四受难者、民主人士黄志道去世
·读苏雪林给蔡元培的信有感
·民主、共和、宪政的历史纠结与正本清源
· 仿陆游示儿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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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茅于轼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一位有良知的学者。老先生敢于在声援“天安门母亲”的呼吁书上签名,敢于为因言获罪的杜导斌发声,为营救被构陷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奔走呼吁,据说也为一些良心犯提供过经济上的帮助,而且一度时期曾经被官方列入黑名单名字不准见报。这些,都使我从内心非常崇敬这位素无谋面之缘的长者。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商品房就是为有钱人建的”,反对政府搞经济房,主张政府创造条件让穷人住廉租房,我觉得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跟很多人一样,我看了这位老先生最近《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觉得很不是滋味,总的感觉是不合时宜。
   
   我说茅老说话不合时宜,绝非认为说话要看风使舵,而是指他的文章非常脱离现实。现实情况用不着笼而统之地为富人说话,因为从总体上看,富人是强势群体,穷人是弱势群体。现在话语权都掌握在有权有钱的人手里,总体上富人的声音够强了,穷人的声音过于微弱;各种社会资源也都掌握在有权有钱的人手里,甚至连立法权都操纵在有权有钱的人手里,比如部门立法,让既得利益者立法,这些有权立法或制订政策的人显然都是富人。所以从总体上看,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是穷人而不是富人。茅老说现在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实际上是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在这种社会现实下,茅老却一再表示“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一再强调要保护富人的利益,宣扬“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因此说他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不管茅老的主观愿望怎样,从客观效果上看并没有冤枉他。
   
   富人受权势欺负的事情当然有,但是很少。如果有哪一个富人遭受不公正待遇,当然应该为他说话,但并不能因此而笼统地提倡为富人说话。哪怕是有的贪官污吏受到不公正待遇,也应该为他说话。陈希同被江泽民欺负,陈筱萸被匆匆忙忙判死刑,有人为陈希同说话,有人为郑筱萸说话,这没有人反感,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提倡为贪官污吏说话,老百姓肯定非常反感。所以我觉得究竟为谁说话,用不着把富人和穷人分开,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有谁受到权势者欺负,只要人权和合法的财产权受到侵犯,就都应该为他说话。在当今这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为某一个群体说话,为保护某一个群体的利益呼吁,但你不应该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你既然为这个群体说话了,人家认为你是这个群体的代言人,那是很自然的。

   
   我说茅老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还在于当前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普遍靠权力致富、普遍因无权而致贫的社会现实。现在指责“仇富”心理成为一种时髦,茅老也在指责所谓“仇富”心理。薛涌说得好,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正当得来的财富从来不仇恨,仇恨的是不义之财,例如姚明那么富有但没有人会仇恨他。在指责“仇富”心理以前,应该先搞清楚这种心理究竟是怎样造成的。请问“仇富”心理是怎样造成的?请问那些靠权力致富的贪官污吏怎么能让人好感?那些和权力结盟的红顶商人怎么能让人好感?那些因为依附权力而致富的“知识精英”们怎么能让人好感?那些因为置身垄断行业而致富的人怎能让人好感?仇恨这些人当然是错误的,但我看不去抨击造成两极分化的不合理制度,而一味的去抨击所谓“仇富”心理,这客观上在是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张目。
   
   茅老像中国的纳骚•西尼尔张维迎那样,总是强调所谓中国的企业家怎么难当,贡献怎么大,这也不合时宜。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企业的管理者并不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创业者,是在发现新产品、运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新原料、建立经济新组织等五个方面从事创新活动,并为此承担风险的人。企业家区别于管理者的本质是创业、创新和承担风险。在一个政治上民主法治、经济上平等竞争的国家,企业家实际上就是那些公司老板,因为老板就是承担风险的创业者,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创新活动才能发财致富。他们的创业过程的确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
   
   但在我们中国,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那些按照官本位享受着行政级别的国企老总算不算企业家?电力和自来水等实行垄断经营的公用企业单位负责人算不算企业家?那些靠父辈的关系网在商界呼风唤雨的太子党和纨绔子弟算不算企业家?那些下海经商办企业的政府官员算不算企业家?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在企业老板中,尤其在那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老板中,这一类人占有极大的比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说“无工不富”,但现在是“无权不富”,这个社会现实没有人否定得了。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茅于轼先生说企业家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人农民能服气吗?
   
   茅先生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那些企业家,“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茅老错了!中国的企业家们精明得很。他们要给政府官员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这些都是事实,但他们绝对不会做“亏本生意”。想想看,不与政府官员勾结,房地产开发商怎么能圏得到地皮?没有政治大佬的撑腰,那些经济大佬们怎么拿得到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银行贷款?不给税务局的官员们上贡,又怎么偷税漏税?不要以为富人是受政府欺负的——政府是欺负过富人,但那是过去的事了。打从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精神以后,金钱跟权力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没看到那些老板都一个个入了党,成为坚决拥护一党专政,反对政治改革的“新阶层”了吗?
   
   所以,依我看,心地善良的茅老先生原本只是要为富人说话,却不知不觉地在为造成两极分化的专制制度说话了,这一点,老先生恐怕没有想到吧!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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