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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2009年6月29日杭州西溪湿地公园
·我和难友陈龙德、毛国良
·浙江省台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不灭的火(看守所部分)
2006年6月以前
·狱中述怀
·只有完全的法治才是经济的政治——也谈国家治理成本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问题
·纸币都是国家发行并且强制流通的吗?
·对政治改革的渴望: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背后
·“性恶论”、民主制度与企业改制——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一)
·“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的理想国 ——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二)
·国企改制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三) 
·民办高中委托经营制运行模式的案例分析
·《自由宪章》两种译本的优劣
·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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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最近,笑蜀在《南方周末》(4月12日)上发表《方舟评论》,引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话,提倡从政者“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李毅中处于那个位置,在现实的政治生态下、在他的下属面前打这种不痒不痛的官腔,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笑蜀却煞有介事地加以阐释和宣扬,这恐怕不大适当吧?
   
   什么叫“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接受监督哪能“自觉”?如果能够“自觉接受”,那还用得着监督?美国的克林顿据说在莱温斯基的裙子上沾了点脏东西,就被媒体炒得不亦乐乎。他难道是在“自觉接受媒体监督”?1972年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被媒体和反对党逐下了台。他难道是在“自觉接受媒体监督”?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等媒体经常骂蒋介石一党专政,弄得老蒋搞独裁缩手缩脚,难道老蒋是在“自觉接受媒体监督”?
   
   当然,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可能自觉接受媒体监督。但是,那些“无产阶级政治家”比“资产阶级政治家”还要难监督得多。且不说当年伟大领袖接连发动“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一个又一个祸国殃民的运动,媒体根本就不敢提“监督”两字。看看如今那些大大小小的“从政者”,哪一个愿意“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敢于监督的媒体倒是有的,可惜都因敢于监督而被打下去了。

   远的不说,就说笑蜀旁边的《南方都市报》,只因报道了孙志刚之死和孙大午事件,揭露了广州的SARS疫情,总编程益中和副总编俞华峰都被打入牢狱。你看,当权者哪里愿意“自觉接受媒体监督”?
   
   《南方周末》也曾经是一个敢于监督的媒体,但总编和常务副总编却因此而被勒令离任──真不知道,要当权者“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究竟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如今的《南方周末》固然还在对从政的当权者起监督作用,不过那只是一种“首长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希望首长注意休息”之类的监督──比如笑蜀的这个《方舟评论》就是。
   
   笑蜀认为,那些一手遮天的当权者打压敢于监督的媒体、迫害敢于行使监督权的新闻记者和异议人士,那是因为他们“对媒体的认识跟不上时代的进步”,“是缺乏智慧的表现”。这是假装糊涂、还是小骂大帮忙呢?那些当权的从政者“智慧”得很,他们完全知道:一旦允许媒体监督,自己就得下台!50年前毛泽东曾经自信地让共产党“开门整风”,号召人民批评共产党,主张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可是不出两个月,老毛就感到“黑云压城城欲摧”转而发起“反右”运动。如今的当权者可不糊涂:监督可以,但我的十个指头只有一个允许你监督,如果你要全面监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监督我一个指头可以,但必须经过我批准,否则就是“破坏稳定”。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若真的放手让媒体监督,“敌对分子”就会上台,自己的权力就会得而复失,甚至性命不保。你看,胡长清、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显然,当权者接受监督不可能是自觉的,而只能是被迫和不情愿的。
   
   所以,在中国大陆,“真正聪明的政治家,真正有现代气派的政治家”,是不会相信笑蜀所谓舆论监督“对于从政者在利益上也可以带来增量”,“从政者也可以是多赢中的一方”这一套大白天的梦话的。不过,如果把这番话搬到美国、英国、法国、东欧、日本、印度、韩国,搬到当今的台湾,乃至搬到香港,那倒是言之有据的。在民主社会,媒体的舆论监督的确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看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各党各派正是由于可以借助媒体彼此互相攻讦,“被迫”而不是“自觉”地接受媒体监督,从政者才能够体体面面上台,也体体面面地下台,不致于“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
   
   不过,那些地方有一个必备条件,就是拥有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新闻立法。所以,如果笑蜀真的想让从政者接受媒体监督,那就应当呼吁新闻立法,而不是提倡什么“自觉接受媒体监督”!
   
   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不仅如此,权力也天生厌恶监督,绝对的权力对监督绝对厌恶。对于宣扬当权者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的人,可以引证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反驳:“你们把自己的国家制度估计得如此高,竟认为它们能够使平凡的人──官员成为神圣的人,能替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自从有了可以监督权力的媒体以来,专制当权者也就有了反监督的手段,那就是成文和不成文的书报检查制度。要真正把从政者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就必须废止一切书报检查制度,实行新闻和出版自由。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的书报检令时诘问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在一个民主社会,自由的新闻是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权力只能用权力去监督,这个道理,笑蜀不会不知道。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承认,当前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制度上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近,连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都提出了推行党委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力三分”的改革思路。这些都说明,时代的列车已经逼近宪政民主的门前。这一点,笑蜀同样不会不知道。笑蜀曾经写过许多针砭时弊的文章,那些文章观点鲜明,尖锐泼辣,但是现在,好象被人阉割了,雄风不再了,竟然写出《善待媒体,就是善待从政者自己》这样的文章去推销“自觉接受媒体监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以进步伪装起来的倒退!
   
   (原载民主论坛)
   

此文于2009年07月1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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