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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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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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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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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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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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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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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营救力虹的几点建议
·和谐社会有禁书,不知道是否有禁屁?
·论威权统治者的两种类型及其在民主转型中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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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问题

在学校里,我经常听到老师们在互相埋怨,某某科某某科作业太多了,自修课学生都在做某某科的作业!各任课教师通过向学生压作业来争夺自修时间,这可以说是当前各普通中学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尽管领导隔三差五每过一段时间就强调各科要控制作业,但总是不大见效,个中原因,我相信每个老师心里都清楚:统考成绩在对教师的考核中占30%,时间多争一点总有好处——不争白不争。我把这个心照不宣的秘密挑明了确实有点令人难堪——老师们的素质就那么低,都那么自私吗?
    这里,我不想讨论教师素质的高低问题,我只想提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人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魔鬼,也就是说,人既有利他之心,也有利己之心。我们通常把人的利己心和利己行为看作恶,把利他之心和利他行为看做善。如果从道德的角度看问题,这个观点是对的,但若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而只存在一种心理一种行为究竟导致什么结果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讲善恶,那么利己心和利己行为与其说是一种恶,倒不如说是最大的善;而意在利他的行为却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交换就是人们的自利行为,正是这种自利行为导致了并非交换者本人所要达到的利他结果;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本意要把人们带到天堂的行为,却把人们引向了地狱。所以,对于各科向学生压作业争时间这一类问题,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和说教是没有意义的,要顾全大局,强调各科之间要互相协调之类的说教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这些行为是由一种原动力在不断地促成的,这就是人的利己心。人的道德心对人的行为当然有约束作用,但在市场化的条件下,道德心是敌不过利己心的。实际上,各任课教师压作业争时间这些违背集体理性的现象,是一定的制度环境的产物,是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逼出来的。如果我们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看待这些教育管理问题,可能会更加理性一些,更容易切中肯綮,从而解决起来会更加有效一些。
    我不妨先偏离一下主题,谈点经济改革问题。我国二十多年经济改革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我经常想,与二十多年以前相比,除了人口增加了一小半,我国的天还是原来那爿天,地还是原来那片地,自然资源应该说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工农业生产技术也不见得有什么突飞猛进之处,但短短二十年喷涌出那么多财富,如马克思所说,仿佛是魔术师从地下呼唤出来的。这魔术师是谁?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因此,经济改革并不是生产技术的变革,而是经济制度的变革,这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美国新经济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C•诺斯曾经调查研究了十九世纪美国的经济统计资料,发现这期间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60%以上归因于制度的变迁,而并不是如传统所说的主要由于火车和电力之类的技术发明。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方式都是特定制度的产物,是人在特定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表现。用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不大雅致的比喻,人就好比拴在一个树桩上的一只狗,制度就是拴狗的一根绳子,人只能在绳子半径的范围内活动,人所选择的行为方式逃不出绳子半径所决定的圆,不过人的理性使得他总是千方百计要达到圆的边界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用这个观点看教育问题,教育改革本质上并不是教育内容的改革,也不是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命题方式之类的技术性改革,而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管理(大至整个国民教育的管理,小到一个学校的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创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来规范和利用教师及学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可能是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太深,与西方人相反,我们向来重教化,轻法治;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一句话,我们只重视技术创新,而不重视制度创新。这种思维方式是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但在当今这个市场化的社会,却实在是本末倒置。记得有人说过,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这话不无道理。现在经济的运行总体上靠的是市场制度,但整个教育事业仍然在行政体制下匍匐,这是当前中小学应试教育猖獗,形式主义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各大、中学校教育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我过去在中学教过多年,也教过中专和大专,以后又脱离教育,近几年又回到中学教书,我发现自己与那些长期在中学教书的老师相比,教育理念相差很大,那些长期在中学教书的老师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当前的一套似乎比较习惯,但是我对中学教育的种种弊端有切肤之痛。我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应试教育的逼迫下,中小学教师大都习惯于当教书匠了。过去评价一个老师,首先看他的学科功底怎样,但现在看重的是他的教学技巧,看他对那一套似乎应该一成不变的教学套路熟悉不熟悉;过去都说要给学生半桶水,教师自己就得有一桶水,但现在为的是应付统考,而应付统考是不需要多少知识的,只要“套路”懂,哪怕高中程度教高中,初中程度教初中也是可以的,文科教师尤其如此。说实话,我对当前的文科教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样下去,学生不成为应付考试的机器,教师不成为制造机器的机器才怪呢!我深感当前在学校内部管理上,规范有余而个性不足,集中统一有余而自由空间不足,(愈是创造型的人才愈需要自由,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是如此),行政调控有余而自动协调机制不足,追随时尚有余而保持独立不够(学校为名目繁多的各种虚衔所累,教师为各种商业化行政化的评奖空耗精力。在我看来,凡由行政推动或商业化炒作的东西大都是教育泡沫)。我以为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舍此别无他途。
    新制度经济学在把市场泛化(一般化)的基础上,把一切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教育活动当然包括在内)都看作交易活动,认为交易是有成本的,从而市场的运作当然是有成本的,其中包括搜寻信息的成本、谈判成本、执行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等;而制度的产生既源于交易成本又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如此,制度本身又分为有效率的制度和无效率的制度,一种制度有没有效率,也取决于施行这种制度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又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激励相容”,即这种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否与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一致。例如,各科之间如何合理分配时间的问题,要求教师从大局着眼,自觉控制作业数量的制度就是一种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学校的目标是合理分配时间,而教师个人的目标却是本学科时间的最大化,由于各学科的关系极其复杂,而每一个任课教师都想尽可能多争一点时间,各科之间究竟安排怎样的比例才算合理,必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形成真正合理的比例,这就使得信息成本和谈判的成本太高。其次,即使事先已经知道了合理的时间比例(例如我们假定教育部颁布的各科课程教学时数所形成的比例是合理的比例),执行和监督的成本也太高,这主要是由于学校行政与教师双方在信息上的不对称,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以变着法子为本学科争得额外的时间,而学校行政又不可能在每一个教学细节上加以监督。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换一个法子,由学校领导在充分吸取教师意见的基础上首先确定各班班主任的人选,再由班主任挑选各科任课教师(任课教师当然也可以挑选班主任),组成以班级为单位的各个不同的任课教师集体,而学校只对各任课教师集体(即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考核,至于如何考核各任课教师个人的问题,由各任课教师集体自行决定。这显然是一种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一致的激励相容的制度,我相信这种制度一定会比前一种制度有效率得多。而如果加上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班级的制度,效率一定会更高。当然,任何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都有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需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而且任何一种制度都难免会有弊端,但是只有激励相容才能节约交易成本,只有激励相容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制度,这是肯定的。
    那么,有的制度安排是激励相容的,另一些制度安排却是激励不相容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比较上述关于如何合理分配时间的两种制度安排,我们可以发现,后一种具有两个层次(个人与个人、班级与班级)上、三种主体(班级集体、教师个人、学生个人)间的竞争性,而前一种只在教师个人一个层次上、一种主体之间才具有竞争性,可见,一种制度安排所能容纳的自由竞争程度,决定了这种制度安排的激励相容程度。记得有个经济学家说过,两个竞争的魔鬼比一个天使可人得多。经济上是这样,教育上也是这样。我对教育领域竞争问题最关心的莫过于招生考试的竞争,在现行的统一命题考试招生制度下,各大、中学校之间在很大程度上虽有招生的自由竞争,但没有命题上的自由竞争,因此这种招生自主权是一种不完全的自主权。招生命题考试的目的在于掌握考生的学习信息,而命题单位离考生越远,统考的范围越大,了解考生学习信息的成本也必然越高,从而考试的信度也就越低。最有可能了解考生信息的学校没有命题权,没有自行了解考生信息的权利,学校只能根据一个命题单位所提供的信息选拔考生,这种做法恐怕连婚姻介绍所制度都不如,婚姻介绍所还允许男女双方通过私下接触继续了解对方信息,从而最后决定婚姻成功与否,可是在现行的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下,甚至连韩寒这样具有特殊文学天赋的学生都无法进入大学殿堂,试问这又有多少自由竞争可言呢?现在反对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国人上下一致的呼声,可是殊不知应试教育正是现行的层层统考制度特别是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制度造成的。现在把破除应试教育的主攻方向放在命题改革方面,试图通过一种能够充份反映考生真实素质的理想化的试题来检测学生,可是理想化的检测只能寓于充份的自由竞争之中(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完全的自由竞争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现实的竞争是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化的检测方法并不存在)。试图通过命题改革来解决应试教育问题,这种思想属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自负”,这跟试图通过国家计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同一个错误。正如通过赛马才能充分发现千里马一样,招生考试制度也只有最大限度地放开自由竞争的闸门,才能真正发挥其选拔功能。其实,各大中学校自行命题,自行招生,这从学校教育取代私塾教育以来就是如此,统一的招生考试制度乃是封建科举制度与计划经济制度联姻的产物。我坚信,只要放开考试的命题权,让处于教学第一线的各学校各教师自由命题,久攻不破的应试教育问题必然不攻自破。

    同时我还想强调,第一,自由竞争不仅是个体能量的释放,而且是一种有效率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离开自由竞争就谈不上真正的监督,而有了自由竞争就自然有了各活动主体相互之间的监督和制衡,这是各大中学校实行自行命题、自行招生制度以后防止腐败的最有效的措施。第二,自由竞争,其主旨和根由在于自由。自由乃是一种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所必需的个体权利,一种制度安排只有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权利,才能做到激励相容。就教育体制而言,大至招生考试制度,小到一个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其效率的高低皆取决于教师个人在该种制度下的自由度。第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形式,尤其需要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思想的自由,思想自由是创造的酵母,凡缺乏思想自由的学校,充其量不过是制造划一的活的产品的工厂。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教材的统一、教学进度的统一、教学方法的统一、试题的统一等等,都是对创造的扼杀。可能有人担心没有统一的考试就无法衡量教学质量,但是,在各学校自由命题,自由招生的体制下,升学率和重点率为衡量各学校的教学质量提供了最可靠的标准,至于平时,学生和教师在各学校各班级之间的自由流动本身就是对教学质量的最可靠的评价。用统考成绩来评价教学质量是一种人为的方法,依靠的是人的理性,但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这种评价方法是靠不住的(统考的范围愈大,其可靠性就愈小)。自由竞争,物竞天择是天地万物发展的普适性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经济领域中计划价格之不能评价产品质量一样,教育领域中的统考成绩(我们可以把统考成绩看作计划价格)也不能评价教学质量。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教育领域,人为的行政秩序都是缺乏效率的,而有效率的自由市场秩序则是自然形成的哈耶克之所谓“自生自发秩序”或“非设计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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