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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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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灭的火(看守所部分)

目录
   
   (1)红色恐怖:接踵而至的清算
   (2)首当其冲:地区公安处的“谈话”
   (3)“三个孩子怎么办?”

   (4)“我抗议你们对我的非法拘禁!”
   (5)“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6)交出录音带
   (7)家计奈何?
   (8)爱子如何不丈夫?
   (9)家里又发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
   (10)拳打邓杨李
   (11)“上检”前夕
   (12)假戏真做
   (13)开庭
   (14)遣送前夕
   
   
   红色恐怖:接踵而至的清算
   ——《不灭的火》(1)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全国各地笼罩着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台州地区也不例外。台州供销学校“六七”游行以后,小小的台州府城满城风雨,到处流传着我被抓的消息,这正如鲁迅所说,“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好几次,我来到学校,老师们一见面,很有些惊讶:“咦,你还在呀?外面都说你被抓进去了。”连我的一些三天两头见面的老同学、老朋友,也听到了传言,有声有色的,也不由得不信。有一天晚上,有个老同学特地来到我家,看看我是否真的被抓了。他对我说,下午别人告诉他,“吴高兴被抓进去了”,他对别人说,“刚刚昨天晚上我还在吴高兴家玩,他还在家好好的”,但别人告诉他,“就是今天被抓的”,这一下他不得不信了。
   我的亲属更加人心惶惶。老母亲在乡下也听到了传言,跑了二十几里路到城里,看见了我,眼泪汪汪的,但总算是放心了。母亲告诉我,赶路时,差点撞到了一辆拖拉机上,还好,老天爷有眼,拖拉机一个急转弯避过去了。我的岳父是城里的退休职工,当然也听到了传言,他三翻几次到我家训斥我,说我六月七号那天不该头脑发热,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并且要我到台州地委“认个错”,否则他们可能真的会抓我。
   
   岳父的劝告我是认真考虑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的公安部门的《通告》,我也多次逐句逐字地咀嚼过——那些“非法组织”的头头和有“犯罪行为”的人,必须限期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将严惩不贷”。可是,我不是“非法组织”的头头——临海这个小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高自联”、“工自联”之类的群众组织。我也没有什么“犯罪行为”,仅仅在六月七日那天晚上发动了台州供销学校师生的游行示威,这游行示威虽然发生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发表以后,违背了中央的禁令,可毕竟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呀。我为游行队伍拟定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人权万岁!”“声援北京!”“还我战友,还我同胞!”“停止流血!”……这些总不构成犯罪吧?何况,口号中还有“共产党万岁!万万岁!”(以后在杭州临平省四监与全省各地“六四”政治犯一起服刑,有一次谈起此事,王东海曾开玩笑说:“共产党知道你吴高兴狡猾——你喊‘共产党万岁’判两年,我不喊‘共产党万岁’也只有两年!”——这是后话。)这更加说明游行并不具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反党反社会主义”才是应该受到惩办的犯罪行为——这是我当时的认识。
   
   至于认错,我一直有个信念:“八九”民运是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幕,我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是自己这一生历史上最辉煌的壮举——这个信念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过,我们中国人的是非标准也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凡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就是正确的,即使以后中央领导人换了,说原来那一套错了,责任也是原来的中央领导人的;否则,违背了中央的指示,那肯定错了,轻则写检讨,“转变思想”,重则记过、开除,甚至坐牢。多年以来,我自然也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也确实有错可认。但是,游行示威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我现在主动去检讨认错,这无异于“投案自首”,今后又如何做人呢?——“这种事情我坚决不干!”我打定了主意。
   
   六月七日那天晚上,为了发动台州供销学校的师生游行示威,我动员了语文教研室主任阎定山老师,两人一起到地处临海市南郊章家溪的学校召开演讲大会。演讲大会放在学校的露天操场上,全校学生和住校的青年教师几乎全部到会了。我首先向与会的师生表明,从现在开始,我今晚的讲话是主动录音的,这是为了表示负责。然后,我向这些处地偏僻、消息比较闭塞的中专生和青年教师介绍了北京戒严以来的局势,以及发生在六月四日凌晨的屠杀惨案,呼吁大家上街游行抗议。我慷慨激昂地大约讲了四十分钟,讲话不断地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会场自始至终群情激动,那场面回想起来,至今还是激动不已。我讲完以后,阎老师也讲了二十分钟左右,他的演讲同样激动人心,同样引起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阎定山是语文教师,讲起话来比我冲动得多了,我在讲话中还有意识地回避了一些当局忌讳的词句,但他不,他由着自己的性子讲,这一点给他事后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压力。
   
   仅仅过了一天,六月九日晚上,阎定山满怀忧虑地来到我家,提出还是把录音带销掉为好。我说,当时我们自己录的音,公开声明以示负责,现在又销掉,如何向舆论交待呢?阎定山说,为了保护自己,这也顾不得了。我感到也有道理,但想起演讲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和雷鸣般的掌声,总不愿意把录音带销掉。何况,录音带保存下来,只要不交上去,当局也没有办法。如果销毁了,万一人家添油加醋冤枉我们,那就说不清楚了。但是,阎定山坚持一定要销毁。两人经过商议,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将原版带中的全部内容翻录两份,一份秘密保存下来,另一份仅仅抹去阎定山的讲话而留下我的讲话,准备万一被人诬陷,迫不得已时上交;最后将原版带中的内容全部抹掉,准备上交当局,表明磁带确实已经抹掉。第二天,六月十日,我找到一起参与“六七”活动的台州电业局职工陈XX,请他按照我的要求处理了录音带。
   
   我总感到“六七”演讲是我们两人在八九民运这一重大历史关头的纪录,坚信总有重见天光的时候。可惜,那份秘密保存下来的磁带,我在被捕前夕交给了最可靠的朋友许向东(雄兴)保管,等我服刑两年期满出狱以后,向东已经因为开咖啡馆价格太高多次与顾客发生摩擦的事情入狱,按照法律法规,许向东那么一点事情最多判个治安拘留也就够了,但由于他得罪了地、县两级的权势集团,竟然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被枪决了!(关于这件事情,我将专文记述)从此那版录音带也就不知去向了。至于已经抹掉阎定山的讲话而仅仅保留我的讲话内容的那一份,被捕以后我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它交上去了——这也是后话。
   
   当局的“清查”运动象狼一样接踵而至。六月十日,我刚刚按计划处理好录音带,傍晚,台州供销学校的校长就差遣校办主任到我家要录音带了。主任虽然向来思想僵化,并且不怕得罪人,但对我有点怕,他嗫嗫嚅嚅地向我表明了要录音带的意思,我本来想训斥他:“你要录音带干什么?没有!”但想想上门要录音带这种公开为虎作伥的事情人家不愿意来,只有他不得不来,也难为他了,于是我温和地说:“录音带已经抹掉了。”主任无可奈何地苦着脸说,声音抹掉了,磁带总还在,请我就把抹掉的录音带交给他,让他到校长那边好交差,并且希望我自己向校长说清楚。六月十一日上午,我到学校对校长说,录音带已经洗掉了,“根”已经交给校办主任了。校长也无可奈何,沉默了一会儿,他冷笑着说:“你反正风风雨雨那么多年过来了——那就写个回忆稿吧,把演讲的内容重新写出来。”我知道,校长说的“风风雨雨”,指的是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我是台州中学(临海一中)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当地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之一,有名的“黑笔杆”,坐过对立派的土牢,写过一次又一次的“交代”,挨过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确实是风风雨雨,经历不少。
   
   遵照校长的嘱咐,我回家写了一份回忆稿——当然经过“加工”,尽可能使内容变得平淡。例如,我在演讲中提到,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戒严部队如何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三十八军又如何拒绝执行命令,坚决站到了人民一边……这些话都被我删掉了。学校当局当然不会那么傻,就此善甘罢休。他们同时使出了两个绝招:一是抛出了一份据说是当时的记录稿,声称有人当场作了记录;二是全校动员,要求当时在场听讲的师生共同回忆,你凑一点,我凑一点,把演讲的内容重新凑出来。这无异是“打一场人民战争”了,我这“过街老鼠”还往哪儿跑呢?那份所谓当场记录稿,学校当局给我看了,要我签字。我一看,内容竟然几乎一字不漏,可见确实有人当场做了记录,而且做记录的人相当专业。
   
   不过,“记录者”也在适当的地方添上了小小的但当时在一般人看来是致命的一笔,内容是:“……据说邓小平已经死了……”我在演讲中确实没有说过这个话,这真是冤哉枉也——现在回想起来,毕竟校长老谋深算,这大概是他们的激将法——迫使我把录音带交出来以作为铁证,因为光凭暗中作的记录稿恐怕证据显得不够充分,我还可以争辩。但是,我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大笔一挥,把那些凡是我认为可以“上纲上线”的话全部划掉,再添上一些不着边际的内容,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天气一天比一天燥热,“清查”运动也在不断地升温。“高自联”头头周锋锁被他姐姐和姐夫扭送公安机关、肖彬在大连被抓,很快被判刑十年……看到电视上的这些镜头,令人不寒而栗。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学校当局对我们“六七”游行的处理也日见咄咄逼人。学校成立了清查清理办公室,专门调查参与“六七”游行的人和事。教职工以科室和教研室为单位,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全校开展大揭发,大批判,针对“六七”游行,人人表态过关。我是政治教研室主任,当时还没有撤消职务,政治教研室的讨论名义上还是由我主持。虽然我一再强调,希望大家不要顾忌我的面子,对我展开大胆的揭发和批判,但老师们平时跟我交情很深,有的甚至和“六七”活动有瓜葛,当着我的面,他们表态嗫嗫嚅嚅的,真是难为他们了。讨论会开了好几天,有两个青年教师还是不好意思说“六四”游行是“声援反革命暴乱”。据说语文教研室同样如此,原因也是由于阎定山当教研室主任,而且有的老师是参与“六四”游行的骨干分子。
   
   七月上旬,临近放暑假了。校长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宣布:扣发吴高兴、阎定山等发动和带头游行的几位教师半年奖金,其他有关教师分别扣发两到三个月的奖金不等。同时,学生参与“六七”游行的,凡属骨干分子,一律扣发奖学金;至于那些随大流,跟跟队的学生,要求说清楚,思想上划清界限就可以过关。事后我还得知,毕业班中有些曾积极参与“六七”游行的学生隐瞒下来了,分配到比较好的工作单位,以后被人揭发,又被拉下来了。七月十二日,校长又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宣布:解聘吴高兴、阎定山的讲师职务。对于我这个教了十七书的穷秀才来说,在没有被捕以前,这是最沉重的打击了——敲了饭碗,全家五口人靠什么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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