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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2009年6月29日杭州西溪湿地公园
·我和难友陈龙德、毛国良
·浙江省台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不灭的火(看守所部分)
2006年6月以前
·狱中述怀
·只有完全的法治才是经济的政治——也谈国家治理成本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问题
·纸币都是国家发行并且强制流通的吗?
·对政治改革的渴望: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背后
·“性恶论”、民主制度与企业改制——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一)
·“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的理想国 ——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二)
·国企改制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三) 
·民办高中委托经营制运行模式的案例分析
·《自由宪章》两种译本的优劣
·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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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完全的法治才是经济的政治——也谈国家治理成本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王建国先生先后在《经济学消息报》第364和第368期上发表了《经济的政治》和《再谈国家治理成本》两文,认为存在着一个人治成本(王先生把它看作道德教育成本即治德成本)与法治成本的权衡,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当,主要看如何根据国情和道德水准去构建人治和法治的比重及不同的适用范围,因此,“过分的法治并不好,因为它不经济;过分的德治或人治也不好,因为它也不经济,”“完全否定法治是错误的,完全否定人治也是错误的”。在王先生看来,尽管与法治相反,人治意味着“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但“从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治与人治并无好坏之分,好坏只在于它们的比重结构和适用范围如何”。拜读王先生的宏论以后,感到茅塞顿开:原来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不仅有马基雅弗里在《君主论》中所说的统治权术问题,还有王先生所阐释的统治成本问题。不过,王先生认为,过分的法治和过分的人治都是不经济的,最经济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例和适用范围,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倒愿意不揣鄙陋,在此略陈异见,以求教于王建国先生。
    首先,王先生对人治的界说似乎并不清楚。“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这个定义是自相矛盾的,某种制度若需要国家去实施,那就不是道德而是法律了,道德的作用是人们自己约束自己。人治的基本特征就是统治者说了算。人治固然需要发挥道德的作用,即通过“教育与宣传”,说服人民顺从统治者的意志,但这种德治只是人治的一种辅助方式,当“教育与宣传”不灵的时候,统治者就要以武力去压服。可见,人治并非不需要国家机器,“投入国家机器如警察的成本”,并非如王先生所言一定就是法治的成本。人治不仅需要国家机器,甚至也需要法制,但是,在人治社会,法律管不了统治者,因为人治制度下的法律不过是按照统治者的身材量剪的衣服,随时可用,也随时可弃,有道是“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一如王先生所言,实行人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
    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人治与法治的概念早在奴隶制社会就已提出。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儒家是主张人治的,如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又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提出了哲人治国的主张,这也属于一种人治思想。我国古代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是主张法治的,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的大成,提出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一整套治国思想体系。但是,从古希腊和春秋战国的奴隶制时代直到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社会一直处于人治状态,以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主旨的真正的法治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古代的所谓法治,并没有否定君主的特权,例如韩非主张治国要“法”﹑“术”﹑“势”相结合,其中的“势”,即指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现代意义的法治,即与宪政民主相联系的法治,是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首先提出来的。孟德斯斯鸠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公民具有从事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更准确地说,是从事法律所没有禁止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为此,他提出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原则,以便从政治制度上保障法治精神的贯彻。关于这一点,王先生也已经指出,“要使法制变成法治,要以人们的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司法﹑立法和执法(原文如此——引者注)相互独立作为前提”。
    由此可见,人治和法治虽然都能维持某种社会秩序,实现某种社会稳定,但它们本身就隐含着不同的价值观。在人们的权利是否应当平等,权力是否应当受到制衡等根本性问题上,人治与法治的态度是互相对立的。人治与法治犹如冰炭之互不相容,是两种在效用上互相干扰的产品,一个社会人治的因素越大,法治越难以实行,反之亦然。因此,在这两种产品中,一种产品的供给与另一种产品的成本呈相正关关系:一个社会人治的因素多了,法治的成本就会提高;法治的因素多了,人治的成本也会提高。总而言之,人治与法治在任何比例上的结合都会增加国家的治理成本。
    人治与法治究竟何者成本较低,较有效率,这取决于社会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实行人治需要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人治依靠的是严密的思想控制,是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是人民对于统治者个人的崇拜,为此就必须封锁或过滤信息,以便对人民进行“教育与宣传”,使人民遵从统治者所偏好并据以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因此,在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治是有效率的。法治则不同,法治依靠的是法律的权威,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以对所有公民开放信息,实行思想和言论自由,让所有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市场的竞争为前提的。因此,实行法治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是有效率的,法治的成本是较低的,而人治的成本是较高的。

    综上所述,由于人治和法治是两种在效用上互相干扰的产品,从而每一种产品的供给都与另一种产品的成本呈正相关;由于在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中,人治的成本低于法治的成本,而在市场经济中,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的成本,因此,王先生所说的可以使国家治理成本最低化的“最佳的人治与法治结构”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最经济的政治,就是最纯粹的法治,而不是什么“最佳的人治与法治结构”。
    正如在老房子的地基上建新房子要附加一个拆迁成本一样,要把一个具有深厚人治传统的国家建设成法治国家,其制度变迁的成本要高得多。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即立国十年以后就建成一个法治国家,而我国自20世纪初孙中山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至今将近100年了,法治仍然没有建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政治文化中人治传统的差异。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我们只有努力减少人冶因素,加速扩大法治的范围,提高法治的程度,才能降低国家的治理成本,并且使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
   
    (原载《经济学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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