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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营救力虹的几点建议
·和谐社会有禁书,不知道是否有禁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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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这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达到了0.45,工农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92年邓小平发起单腿跛行的经济改革以来,积累多年的各种矛盾都已蓄势待发,整个社会就象处在一座火山口上,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即使是中共当局也看出了这一点,不得不打出“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的旗号。可是,今年早些时候,有“中国的西尼尔”之称的北京某“顶级经济学家”再次弹起了邓记“发展是硬道理”的老调子,提出要反对“平均主义的和谐社会”,坚持“以发展为核心”,高唱“发展了就有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告戒水深火热中的弱势群体“有困难要忍着点”。他的意思很明显:现在不是贫富差距太大,而是差距还没有足够拉开,平均主义还在作怪,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而是要继续反对平均主义,进一步推动所谓的“经济发展”。
   
   经济确实要继续发展,这话本身并没有错。可是什么是发展?发展显然不等于增长,增长是单纯的GDP增加,发展却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改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GDP增加不是发展;人均GDP增加了,但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越来越高,广大群众不能从增长中得到好处,这也不能算发展;即使人民口袋里的钱确实多了,但说话只能按照一个调子,自己的利益只能由人家去代表,这同样不能算发展。发展当然意味着GDP的增长,但绝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环境的改善和纯福利的增加,还有机会的均等化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更还有个人自由权利的扩大。按照“经济学的良心”阿玛蒂亚.森的观点,经济发展的本性是自由的增长,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可见,只有以自由看待发展,才是合乎人道的发展观。那种以牺牲自由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对权势集团是天堂,对老百姓却是地狱。
   
   我猜那位经济学家的本意,是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致力于经济的增长,不断把蛋糕做大,才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之策。这是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前提,也是很多人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一种主流观点。

   
   发展是否一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基尼系数不断提高?这里要区别收入分配“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平均”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收入分配“不平等”,准确地说应该叫收入分配“不公平”,它指的是人们获得收入的依据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在市场没有受到行政权力干预的情况下,人们的身份是平等的,机会是平等的,权利也应该是平等的,所以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仅仅是能力大小、拥有的生产要素多少、是否敢冒风险等等经济因素造成的,而不应当是身份不平等、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之类的政治因素造成的,更不应当是公权私用即腐败造成的,违背了这个原则就是分配不公。可见,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至于收入分配“不平均”,那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借以获得收入的劳动能力、物质生产要素以及所冒的风险等等都是不平均的,所以收入也不可能平均,而且由于“马太效应”,收入差距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地还会有扩大的趋势。因此,经济发展确实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分配“不平均”,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只不过是邓记发展模式所具有的特征。
   
   当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平均”在实践上很难界定,不过,当前贫富悬殊形成两极分化却是不争的事实。认为经济发展不可避免造成贫富悬殊,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缺乏普遍性的统计依据。世界上有的国家经济发展确实伴随着两极分化,如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哥,而欧美和日本、台湾、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基尼系数都远没有我国现在这么大。
   
   那个善于抱粗腿的西尼尔式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所谓“发展经济”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其中用来佐证的一个依据是,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26年来,就平均而言,经济增长最快的那些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地区,恰恰是基尼系数最低的。我相信这是事实,但基尼系数高低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基尼系数太低意味着平均主义,基尼系数太高意味着贫富过于悬殊,两者都不利于经济发展。所以,基尼系数是否适度是因,经济发展快慢和人均收入高低是果。这个事实只能说明,要继续发展经济,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而不是相反。
   
   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完全是政治体制问题造成的。目前分配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那些掌控国计民生的政府机关,那些受到国家严厉管制的教育和新闻出版部门,那些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单位,在这些不同程度地拥有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业工作的“幸运儿”,其收入水平与那些竞争性行业的工人,尤其是与广大的农民工的收入形成十分强烈的反差。这位经济学家承认,在城市就业人口当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越高的地区,其基尼系数也越高。在我看来,这正好说明我国目前两极分化的根子不是别的,正是一党专政体制下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因为谁都知道国有企业的不治之症就是政企不分、党企不分,是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源的垄断。这些年国有企业实行权贵私有化,让新老权贵瓜分国有资产,一直遭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抵制,两年前由郎咸平掀起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中,群众几乎一边倒的骂声,说明人民的心已经在怒吼。即使如一百年前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那样,权势集团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压制人民的反抗,在政治高压下完成掠夺式的私有化,也必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遭到1917年那样的清算。
   
   近几年来,经济改革遭遇“瓶颈”,工人失业,农民失地,一届又一届求职无着的大学生迅速汇合成新一代民工潮,社会群体性事件此伏彼起。一边是如流的轿车、高耸的大酒店和霓虹灯闪烁的准妓院,另一边是当牛做马的民工、摊贩和衣衫褴褛的游民、乞丐,这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赤色中国已经成为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目前引起朝野一致关注的贫富极度悬殊问题,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根源却在政治领域。对症下药才能治病,经济问题必须政治解决,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如果中共当局不将改革的主攻方向转到政治领域,继续听信那些西尼尔式的经济学家重弹“发展是硬道理”的老调子,那就不仅是民众的不幸,也是中共自身的不幸。
   
   2006-09-13修改
   
   (原载《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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