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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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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三年前偶然在网上看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扩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很有些想法。茅老既真诚地批评体制外的异见人士“反复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让共产党很不放心”,以致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又婉转地批评共产党不准讨论人权、选举、贪污腐败、司法独立、“六四”和法轮功这些敏感的话题,可谓苦口婆心,字字句句体现着老人家对共产党既往不咎、与人为善的态度。茅老认为“政治改革是全民性的大事,既是政府的事,也是百姓的事”,提议双方都要本着宽容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讨论,取得对政治改革的共识。茅老的文章,使人想起了那个古老的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果不其然,茅老的好心不但得不到好报,反而被官方列入黑名单,名字不准见报。
   
   类似茅于轼先生这样呼吁中共执政当局以社会整体和百姓利益为重,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好心人很多。最近又从《北京之春》(2006年第1期)上读到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的文章《工农有反抗非法侵害的权利》,此文指出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避免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作者建议中共当局建立或开放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允许农民、工人和其他利益群体建立农会、工会、商会等自治组织,以便逐步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这几年,大量国有资产被权势集团侵吞,大批农地被权势集团强征,大批民房被权势集团强行拆迁,工农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被无情地剥夺,尽管要求成立自由工会和农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执政当局依然我行我素,打压工农维权运动的专政铁腕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广东汕尾那样的小“六四”事件反而不时地在重演。
   
   希望中共主动实行政改的不仅有那些天真善良的学者,还有大批对共产党并未完全死心的制度内改良派和党内有良知的老干部。“六四”镇压十七年来,这些人几乎每年都在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启动政治改革,其中包括赵紫阳、任仲夷、胡绩伟、蒋彦永这样的高层人士在内,许多人希望中共当局与受害者达成和解,妥善处理“六四”问题,尽早走出“六四”阴影。可是,十七年来,年年呼吁,年年希望,年年失望。很明显,“六四”被镇压以来主导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思路,是自上而下“与虎谋皮”式的单相思,而不是从关心“草根”的切身利益开始,自下而上地形成政治制度非改不可的压力,然后与专制政权达成双赢的妥协。这种思路,直到近两年民间维权运动的兴起才开始改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历来是中国人分析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如果执政的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真的如他们自己所说,是民族或国家利益的代表,这种思路当然是可行的。问题在于,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看,还是从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看,任何政党,都只能是某一社会阶层和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根本不可能有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进一步说,共产党中各届政府的执政者,也不可能代表共产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仅仅代表本届执政者自己的利益。民主化固然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但须知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不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更不是每一届执政当局追求的目标,他们追求的目标仅仅是一党专政下的政治稳定,更准确地说,只是他们任期内的权力稳定。比如,只要主要执政者估计平反“六四”可能危及共产党的统治,或者虽然有利于整个共产党的统治但却有可能导致执政者本人下台,这时向当局建议或呼吁平反“六四”就是与虎谋皮。
   
   人们普遍向往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问题也是这样。在专制政体下,社会矛盾愈是尖锐,群体性事件愈是频繁,执政者愈是虚弱,他们就愈不愿意放松言禁,因为稍有放松,就有可能引起集聚效应,使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或许已经认识到多党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甚至相信权力移交的那个大限已经为期不远,但是,就象玩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样,每一届执政者都不愿意鼓声停在那朵花传到自己手中的时候,不愿意做第二个戈尔巴乔夫,让“红色江山”败在自己手中。所以,企图对执政当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改革政治体制,主动开放言禁、报禁和党禁以实现民族的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些都是与虎谋皮。对于那些以保持手中权力为目标的执政者来说,“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那才是他们的人生信条。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的自利性假设推广到政治领域,认为包括执政者在内的每一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追求的仅仅是他们本人的利益。布坎南(Buchanan,James M.)和塔洛克(Tullock,Cordon)在《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这部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杰作中指出,无论在经济活动中还是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①我要强调指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这里对效用的理解应该是多层次的,既包括满足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也包括满足自我实现和审美的需要。②自二十世纪后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和东欧,现代民主运动都呈现出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特点,正如亨廷顿所说,“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③在各国民主化过程中,虽然后极权主义政府都对其政治反对派和民众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暴力,但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中,更多的是利害权衡基础上的妥协或均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当代民主运动当作市场交换活动,把政府官僚、反对派和参与政治的民众当作市场主体,把执政者和致力于民主运动的政治家当作企业家,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通过成本-收益和极大化的分析来解释政府、反对派和普通民众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行为,象奥尔森(Olson,Mancur)《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那样,揭示中国民主进程的逻辑机理,阐述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发端、发展、曲折、高涨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代民主进程如果从1978年民主墙时期开始,至今已经二十八年了。回想八九民运遭到“六四”血腥镇压的当年,人们普遍预期,这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权是肯定维持不了几年的,可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动二次经济改革以后,江、李政权风雨飘摇的局面改变了。1997年邓小平死后,人们又预期江泽民会成为第二个华国锋,可是不料这个好大喜功的轻薄之徒居然安安稳稳地坐了十三年龙位 。胡、温上台之初,许多人都对“胡温新政”寄予厚望,希望胡、温在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可是,除了去年十一月胡耀邦九十冥诞的纪念活动,人们看到的是对媒体比以前更加严厉的控制和对政治异见分子一如既往的打压。二十八年来,尤其是“六四”以后的十七年来,中国的民主进程步履唯艰,影响较大的民运领袖被迫流亡海外,其他民运分子不是被关在牢中,就是为贫困所困,与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一起经受着生活的煎熬。当然,中国的民主进程并没有停顿,在某些方面,人们还是听得见民主前进的脚步声,例如,为了发展经济,在乡村自治和司法领域,中共当局还是作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以律师为主体的一批知识精英已经走向前台,融入工农维权者队伍;在中共体制内,也有越来越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发出了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呐喊,与体制外的呼声遥相呼应,对执政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但是,不能不承认,就总体来说,中国的民主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中国民主运动二十八年的历程,究竟反映了怎样的逻辑必然性?
   
   如果如丹尼斯•缪勒(Mueller, D. C.)所说,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④那么,有关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理论,就是要运用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描述在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约束条件下威权政府、反对派和民众在民主化过程中各自的最大化行为,揭示民主进程和政治制度演化背后的经济逻辑。当年,为了强调对政治和经济的整体研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经说过,“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⑤今天,为了强调民主进程的逻辑机理,我们应该反过来说,脱离经济学的政治学是无用的。遵循实证政治学的基本方法,我们分析中国的民主进程,不能根据民主政治的理念,或者出于社会或国家的利益,说明政府、反对派和民众应该如何行动,而只能根据他们的自利本性,说明他们已经如此行动的逻辑原因,并且预测民主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总之,分析中国当代民主进程,不是基于“天下为公”的道德人理念,而是基于“惟利是图”的经济人假设。
   
   [注释]
   ①[美]詹姆斯•M•布坎南  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第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②[美]马斯洛:《人格与动机》,华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20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第1版。
   ④[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⑤转引自陈振明《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轮》第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2006-08-13
   
   (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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