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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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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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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胡温政府意识到其政权的稳定性受到了威胁,试图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最近宣称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许多群众对这个直接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改革抱有极高的期望,有的甚至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想不欢呼都不可能”。但是,跟前几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一样,这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同样是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情况下进行的。联想起“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国企产权改革,人们不禁要问:不搞政治改革,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吗?
   
   北京高层宣称,改革的着力点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当前低收入的主要人群就是农民工。垄断企业一个“正式工”的年薪可以高达上百万,而一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还不到一万。农民工的低收入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收入过低是劳动市场供求严重不均衡造成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村数以亿计的过剩劳动力走向城市,给城市的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压低了民工的工资。这种说法初听十分有理,其实对劳动市场的理解太过简单化。劳动市场与其他市场不一样,它直接受到政治因素即工会势力的影响。在政治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工人可以自由成立工会,通过集体谈判、罢工和游行示威等等提高工资水平。由于有工会的作用,即使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严重过剩,也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劳动者的“垄断组织”造成劳动的人为短缺,将工资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特别要指出,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国家都立法反对垄断行为,但并不反对工会对劳动市场的垄断,例如,美国的法律就规定“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争议工资”,恐怕这才称得上“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所以我国农民工收入太低,真正的原因在于只许私企老板成立商会,不准劳动者成立自由工会或农会,更不准他们罢工和游行示威。所以,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如何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里附带论及一个问题。有“中国的西尼尔”之称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从全球化的眼光看,农民工不能移民,但外企老板可以移民,私企老板也可以移民,因而如果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势必提高了企业成本,私企和外企就会跑到国外去,从而危及农民工自身的利益。这种论调显然是不值一驳的——资本虽然向低工资低成本流动,但这位西尼尔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既然如此,中国的工资成本再高,难道能够高于美国、日本和欧洲这些高工资的西方发达国家吗?目前中国农民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其本人和家庭的温饱,他们生活的意义跟当牛做马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因劳动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工资,他们就连当牛做马的权利也没有了,如果没有人当牛做马了,试问谁给你们这些富豪和帮闲创造幸福?

   
   实际上,对广大工人和农民来说,离开了工会和农会在劳动市场中的作用去奢谈提高收入,只能是望梅止渴。恐怕连一个中学生都懂得,即使政府规定了工资提高的幅度,钱由谁出?由企业出,老板愿意吗?由政府出,政府拿得出那么多钱吗?由政府财政出钱来提高工资,能够被皇恩沐浴的,只能是国家公务员等强势群体,因为改革的方案是政府部门制定的,社会各弱势群体又缺乏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主导这个分配制度改革的,只能是国家公务员等强势群体。
   
   果不其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号称要着力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水平的分配制度改革中,作为强势群体的国家公务员的收入水平首先被提高了。从2006年7月1日开始,我国实行新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将公务员级别从15级扩大到27级,重点增加了占公务员总数60%以上的县以下基层公务员所对应的级别,扩大了公务员工资晋升的空间,并且对县乡党政主要领导高定级别,从而提高了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看来,提高收入水平,在弱势群体刚刚响起干雷的时候,强势群体已经不声不响地雨露滋润了。
   
   多年以来,中共当局有意无意地淡化公民的政治意识,人们习惯于脱离政治问题谈经济,只要经济上不吃亏,对政治问题并不关心。殊不知,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正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所谓“弱势”和“强势”,都是如来佛祖手心玩出来的把戏,想当年毛泽东号召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老粗”够强势了吧?“臭老九”够弱势了吧?可是曾几何时,如来佛的统治法术一变,位置就转过来了。随之,分配问题上当年的“脑体倒挂”也就变成了如今的“贫富悬殊”了。
   
   当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三各方面都说明,没有民主制度,不可能有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首先是官僚阶层权力寻租。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发起跛行的二次改革以来,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官僚阶层凭借手中掌握的土地审批权和国有企业处置权,与房地产大鳄和国企代理人联手疯狂瓜分国有资源,不仅几乎分光了老百姓几十年血汗的积累,而且吃了未来几代人的子孙饭。在官僚阶层权力寻租的示范作用下,腐败现象有如烈性传染病一样向社会各强势阶层蔓延,他们“在山靠山,在水靠水”,而底层百姓唯一的生产要素就是自己的身体,只能用一天的汗水换取一天的生存。
   
   其次是电力、电信、石油、烟草、新闻、教育(所谓重点中学和重点高校)、医疗(大医院)等等垄断性行业收入畸高。以目前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电力行业为例,目前一些地区一个抄表工的年收入也高达七万八万,但电力部门还经常以成本提高,经营亏本为由一再提高用电价格。在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电力之类的公共产品的价格是根据利益平衡的原则,在社会各阶层代表的参与下,在社会各方的监督下制定的。而在我国,电力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却是由电力部门自己核算,然后上报政府物价部门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有公平公正的价格呢?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对于民主国家的措施,各级主政当局不是没有人愿意仿学,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在各阶层政治地位失衡,新闻媒体又必须遵旨坚持“舆论导向”,一切以权势集团的稳定为宗旨的情况下,不迁就中国的“国情”又有什么办法呢?
   
   再次是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作为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不同地区收入上的差距是由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而地区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地区差距问题最难解决,但又必须解决。解决地区差距,一靠经济措施,即开放全国统一市场,让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二靠政治措施,即实行联邦制,通过联邦制平衡各省区甚至地区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靠经济措施,但地区差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缩小,因此解决地区之间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还少不了联邦制这个政治措施,因为只要各地区的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只要各地区实现了政治上的均势,人口等各种资源又能够自由流动,地区收入差距也就不是一个公平与公正的问题了。
   
   总之,收入分配不公,表面上是经济利益问题,实质上是政治权利问题,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一种政治制度性不公,它具有自我复制和不断加强的功能。专制政体不触动,政府权力得不到制约,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单搞所谓分配制度改革,很有可能收入差距越改越大。谓余不信,请拭目以待。
   
   2006年8月14日
   
   (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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