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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对政治改革的渴望: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背后
·“性恶论”、民主制度与企业改制——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一)
·“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的理想国 ——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二)
·国企改制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三) 
·民办高中委托经营制运行模式的案例分析
·《自由宪章》两种译本的优劣
·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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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内地贫困地区为什么贫困?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地区为什么富庶?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贫困地区的民风乐于守成而拙于创业,缺乏企业家精神,而东南沿海民风勤勉,资本主义精神根深蒂固,喜欢冒险和创业。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我发现,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大多数企业家并非土生土长,其中许多人来自内地贫困地区。我有个亲戚,小青年在河南老家时穷得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但招赘到台州做女婿,为公家打工跑杂勤,虽然小学没有毕业,但水工电工、家电修理、锉配钥匙、房屋装潢,样样能干。小伙子不但技术精,点子也多,人缘又好,不管你是穿解放鞋的还是穿皮鞋打领结的,不管你是赤脚的农夫还是戴眼镜的书生,男女老少他都合得来,工作之余,还开了一爿兼营录象带和修配钥匙的小店,几年工夫,就买了房子和车子,日子着实比一般的白领小资好过。桔生华南则为桔,生于华北则为枳,何则?水土异也。同样一个人,在贫困的内地老家犹如涸辙之鲋,到了东南沿海地区却如鱼得水——显然,与其说东南沿海的民众富于企业家精神,不如说东南沿海地区的“水土”特点使得企业家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那么,东南沿海地区的“水土”究竟有何特点?有的学者把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归结于改革的迟早问题。改革对于经济的发展当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浙江和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一些省份相比,改革速度确实很快,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东南沿海地区改革的步伐迈得快而内地往往迈不开步子?人们通常把原因归结于不同地区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在内地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比重确实要比东南沿海大得多,这是毛泽东命令经济时代“战备”的需要造成的——为了准备战争,自然不能把国有的重工业基地放在东南沿海一带。但是,为什么国有企业比重越大改革的速度就越慢?改革的速度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经济改革有个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对于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无论为官为民,只有当他预期改革给他带来的好处大于损失时,他才会去发动或推进改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对一般政府官员来说,谁愿意冒着丢乌纱帽的危险去发动改革?对芸芸众生来说,如果能在国有企业当“产业工人”,安安稳稳干“社会主义”,又有多少人愿意冒险去搞“资本主义”?
   必须指出,28年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大体上仅仅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我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中进行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经济改革的成本主要表现为政治成本,尤其是那些身在体制内的改革者,一旦因改革而丢官,也就丢掉了既得利益。凡是国有企业比重大的地方,被政治权力垄断的社会资源也多,改革的成本就大。我发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贫困地区的贪官,其数量丝毫不比发达地区少,其非法占有的社会财富丝毫不比发达地区的贪官少。买官卖官,甚至雇凶杀人,发达地区似乎要隐蔽一些,而贫困地区则是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令人难以置信。这说明贫困地区的政治权力比发达地区更集中,更不受制约。
   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政治制度,不同地区的政治生态为什么大不相同?其原因可能是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相比,北方和内地的人民遇事似乎更习惯于行政解决,同样是集体抗争,东南沿海地区群众打出的旗号通常带有强烈的民主和法制意识,而北方内地群众却往往跪求“青天大老爷为民作主”。造成北方内地与东南沿海政治文化传统差异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两个,一是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数十年来在北方内地培育和助长了专制文化;二是地缘不同,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以来,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深受西方民主精神的影响,而北方内地则受苏俄极权政治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东南沿海一带相对开明和宽松的政治生态,使得改革的成本较低,进程较快,旧的计划体制容易突破,新的市场体制容易生长。这种地区“水土”上的特点,是其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北方内地的根本原因。
   早在两百三十多年前,卢梭就说过,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人民的素质是政府造成的。现代新制度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政治制度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奥尔森曾经从政治分析着手,抓住行会、工会、卡特尔之类的分利集团,探究了各国兴衰的原因,他和诺思都指出,产权是由国家提供和保护的,只有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民主政体,才能界定和保护有效率的产权,促进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马克思虽然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他又承认政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卢梭、马克思、直到奥尔森和诺思,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要继续往前走,继续解放生产力,要缩小地区差距,只能跳出单纯以经济眼光看经济的窠臼,着眼于政治体制,挥动大手笔,这才能描绘出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新中国。                    
   2006.7.27.
   (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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