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吴苦禅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吴苦禅文集]->[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吴苦禅文集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难道当教授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如果在当今的吉林大学,他肯定当不了教授,因为该校在聘任制的改革中规定,竞聘教授必须在最近的五年之内,至少在刊物上发表过10篇文章,而科斯在他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只出过一本书,发表过18篇论文,而且他20来岁时所写的那篇论文《企业的性质》一直默默无闻,直到80多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世人才发现那竟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所以在“量化考核”中,科斯即使原先已经当上了教授,也会在“竞聘”中被刷下来,或者下岗,或者“高职低聘”。
   “量化考核”是我国管理科研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一大法宝,连党政领导干部也不例外。据6月2日《南方周末》报道,我国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这一“考官”新法已经引而待发。整个考核评价体系共有54个指标,其中定量指标28个,权重占40%,主要分为德、能、勤、绩、廉5个方面,全部都有统一的计算标准,都可以用数字反映。另外还有权重占60%的26个定性指标,用来考核公众对领导班子的工作满意度,主要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评估,运用民意调查、媒体评价、住户调查等方式获取,然后“依据岗位职责、工作分工、发挥作用等情况确认个人政绩”。说到底,要考核个人,定性指标还是得转化为定量指标。据评价考核体系的拟订者称,定量的数字把成绩标明了,这就能有效地治理吃政绩“大锅饭”的弊端。
   我就不相信一个领导干部的德行、能力、廉洁程度能够量化。考勤和政绩似乎可以量化,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工人或机关办事员的考勤是可以通过电子考勤机准确地量化的,但对一个“日理万机”的领导干部,你能要求他像办事员那样每天八小时都在办公室守着?如果允许他外出,谁又知道他真的是去考察了还是泡妞去了?至于政绩,GDP(国内生产总值)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定量指标,但一直以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种事情难道我们还少见?退一步说,即使统计数字是准确的,由于决定GDP增长情况的因素极其复杂,我们又如何把它合理地分解到领导干部个人?“依据岗位职责、工作分工、发挥作用等情况确认个人政绩”,这不禁使人回想起计划经济时期的“按劳分配”。那时候强调“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说起来容易,其结果却总是“权大多得,权小少得,不顺从者不得食”。前车之覆,后车当鉴,我们再也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了!
   那些定性指标的考核同样不具备可操作性。谁都否认不了,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为了获取26个定性指标的信息,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评估,大张旗鼓地动用民意调查、媒体评价、住户调查等手段,负担得起数额巨大的成本吗?考核体系的拟订者声称,讲究成本分析是新的考核标准的一个亮点,既然如此,那就要遵循“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试问这样大规模地调动社会资源考核干部,其成本与收益合算吗?这样做,一个村甚至一个乡镇或许还行得通,但一个县(市)、一个地区(市)、一个省(直核市)乃至全国,显然就无法操作。再说,在公权得不到有效制约、新闻媒体不独立的条件下,谁又能保证“评估”没有猫腻?民意不被强奸?
    或许有人会说,新事物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大学聘任制改革也好 ,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也好,相信在实践过程中总可以不断完善起来。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请比较一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绩效评价和资源配置上的根本区别吧。计划经济强调“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通过行政渠道向成千上万的企业下达各种考核指标,把全社会的人、财、物分配到各部门各单位,试图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对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对各经济主体的绩效也都必须有一个评价体系,两者的区别在于,这件事情是交给行政去做,还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去完成?计划经济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秩序,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人为设计的秩序靠的是人的理性,“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虽然也离不开人的理性,但它并非出于人为的设计,而是千百万理性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互相博弈,互相碰撞,互相磨合,不断试错的结果。“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提供了充分的个人自由,为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理性的光辉提供了积极性和足够的空间。人为设计的秩序要有效率,就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这就是人的无限理性,也就是说,它假定人是能够完全彻底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而这个假设又是以另一个假设作为前提的,那就是面对大千世界,各种信息是充分的,人的知识是完全的,可惜,这个前提并不具备,如前所说,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而任何知识又都是作为个体人的知识存在的,从而任何人在一定的时空中能够获得的信息总是不充分的,其知识总是不完全的。所以,对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受信息不充分、知识不完全的限制,任何试图通过人为设计的程序来实现绩效评价和资源分配的方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企图以所谓“量化考核”来管理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这实在是一种“数字迷信”,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叫做“理性的自负”。

   时下什么事情都要“量化”,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在大学造成的危害尤大。我们从每年高考前后到处张贴的大学招生广告可以看到,现在国内各名牌和重点大学都以本校有多少两院院士来标榜自己的素质,一般性的大学没有院士,就以教授、博导、硕导的人数来标榜,而这些头衔又都是通过行政运作的方式“评”出来的,其中的“客观依据”,就是论文之类的“量化考核”指标。在这种评价体系下,论文剽窃现象在教授、博导中屡见不鲜,枪手因运而生,捉刀代笔几乎成为一种产业。最近《南方周末》披露了通过自己引证自己来提高论文引证次数的“陈岳青现象”,其实,这种“提高”论文质量的“技巧”并不是“顶级”的——相比之下,朋友之间写文章大量地互相引证显然要“棋高一着”,这只要看看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动辄“引证”对方,满纸煞有介事的文章就够了。
   知识分子的劳动无法量化,其工作业绩也无法通过人为设计的程序来评价,我相信这是国人对当前蔚为风气的量化考核实践的普遍感受。量化考核的结果是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种种弊端,媒体每天都在揭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的牢骚也够多了。但是,见之于各种传媒的文章,揭露现象的多,分析成因的少,能提出建设性措施的更少;私下中,发牢骚骂娘的多,冷静思考的少。限于学养和能力,本文不想对行政、教育、科研等部门知识分子的考核评价问题提供具体意见,而只想强调一点:不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与“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反其道而行之,企图凭恃人的有限理性设计出一套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这只能是空想,如果在具体方案上做文章,使之“不断完善”,那只能使改革走入死胡同。
    人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是受各种制度安排制约的,其中包括成文的制度和不成文的制度,而成文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人的行为是一定的制度安排的产物——公权垄断产生政治腐败;人治制度产生司法腐败;国家教育产生统考统招制度,而统考统招制度产生应试教育;量化考核的评价体系导致虚报造假,......但是,正如佛家所言,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本身,而不是隐藏在背后的制度。制度不改革,不愿意突破原有框架,面对“层出不穷”的丑恶现象只是补苴罅漏,仅仅做些“亡羊补牢”的工作,这无异于庸医治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里涉及社会转型时期改革的总体思路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改革,是包括经济、政治、法制、教育、科技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改革可以从某一方面开始,例如首先在经济体制上突破,建立起自由企业制度即市场经济秩序,但从最终结果看,单项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尤其要注意的是,各项改革的取向必须一致,20多年的经济改革既然以市场为取向,那么其他各项改革也只能坚持市场化的取向。说得具体一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多党竞争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政治;法律制度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在司法走向独立的道路上,用法治代替人治;教育和科研体制方面的改革,就是要摆脱行政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教育和科研的自由化。至于对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评价考核问题,只要在政治、法律、教育、科研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像经济改革那样坚持市场取向,打开自由竞争的闸门,形成一种“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用“赛场选马”代替“佰乐相马”,形成一种“万马奔腾”的局面,那么,评价考核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2005年6月18日 于临海西城下近江斋
   (原载经济学消息报)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