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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2009年6月29日杭州西溪湿地公园
·我和难友陈龙德、毛国良
·浙江省台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不灭的火(看守所部分)
2006年6月以前
·狱中述怀
·只有完全的法治才是经济的政治——也谈国家治理成本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问题
·纸币都是国家发行并且强制流通的吗?
·对政治改革的渴望: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背后
·“性恶论”、民主制度与企业改制——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一)
·“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的理想国 ——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二)
·国企改制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三) 
·民办高中委托经营制运行模式的案例分析
·《自由宪章》两种译本的优劣
·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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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我教过几年高中政治课。高三《政治常识》中,曾经讲到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人民民主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而历史上那些“剥削阶级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这句话显然还有一句潜台词——人民民主专政在道义上具有不容怀疑的正当性,在法理上具有至高无上的不可约束性。这似乎早已成为一种“常识”,它暗示广大青少年:多数就是正义,只要统治者是多数,压迫就是正当的;为了所谓多数的利益或稳定,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可以任意剥夺的。当今世界不是强调人权吗?但是按照这种多数即正义的逻辑,讲人权首先得看谁的人权,是大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
   这种多数可以压迫少数的强权逻辑,曾经熏陶出文革初期任意游斗和殴打用心血哺育自己的老师的千百万红卫并。我也曾经是一名中学红卫兵,也曾在学校党支部组织的批斗一位老师的大会上情绪亢奋不已,自发跳上台去打了那位“反革命”老师一拳,对此,我一直在忏悔。回想起来,当时的潜意识中,实质就是对多数或权势的趋附,也是对少数或弱者的蔑视。同时,我还一直担心,有朝一日,作为教师,我所教过的学生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这个站在“大多数”对立面的“极少数”?我相信自己的担心并不多余,因为这种多数可以压迫少数的强权逻辑至今还占据着中学政治课的讲台。
   多数人的统治可以美称为“人民主权”。不管什么事物,一旦戴上“人民”这顶桂冠,就会变得神圣。“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代表大会”……甚至扶伤救死之所也要冠以“人民医院”,仿佛人民的“敌人”就不能享受治病的权利(文革中也确实如此)。但是,人民的权力是否应当受到限制?所谓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我们习惯于将自由与民主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作为政治哲学,民主要解决的是应当由谁来统治的问题,自由要解决的则是统治者权力的界限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自由并不表示人们选择范围的大小,也并非恩格斯所说的是“对必然的认识”,它是表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限度。”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的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需要自由,这首先是维护人的尊严的需要。按照当今普世的价值观念,人人生而平等,不论贫富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分性别和种族,每个人都享有不受他人强制的权利,这是一种天赋人权。其次,充分保障个人自由也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前提。“行动自由之所以要给予个人,不是因为他由此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而是因为如果让他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按我们要给予他的命令去做,他将能更好地为我们中的其他人服务。”②可见,自由首先是一种目的,同时也是一种手段。为了确保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必须通过法治明确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人们在通过民主程序把公权交给统治者行使的时候,必须保留私人领域的个人自主权,不容许行政权涉足婚姻、家庭、私有财产等领域,而公共领域中政府的权力必须由法律授予。对于政府来说,法不授予即无权;对于公民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个人的自由权利乃是法律的来源,而不是法律授予的结果。这就是说,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政府是一种有限政府,即使是人民的权力,也要受到限制,“人民主权”决不是至高无上的——他必须服从个人自由这一元规则。
    哈耶克认为,为民主辩护的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民主是和平解决利益争端和意见分歧的唯一方法;第二,民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民主政府比其他形式的政府更有可能创造自由”;第三,民主是提高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的手段。③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是功利性的,因此哈耶克强调,“我并不认为多数统治是一种目的,相反,我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手段,甚或可以认为它是我们所必须加以选择的诸种统治形式中所具危害最小的一种形式。”④由此可见,说到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自由才是至高无上的,民主只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手段而已。

   民主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但多数并不一定代表正确。“少数人退让,并不是因为人们使他们确信,他们错了,而是因为使他们确信,他们是少数”。⑤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与少数是一个动态互换的过程,一种观点或主张今天是少数,甚至被视作异端,但若干时间以后可能就是一种社会共识。同样,在民主制度下,执政党与在野党也是一个动态互换的过程,一个政党,今天因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而上台执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从此就具备了永远执政的资格,因为它在下一届的选举中完全有可能丧失多数。从民主的原则来看,任何个人、政党和社会组织都无权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化身,永远以人民的名义君临天下。历史上,发动反“右派”运动将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发动“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发动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切罪恶都是在人民的名义下进行的。人民啊,多少罪恶假汝之手得以实行!
   在民主制度下,也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权力确实掌握在人民手中。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政府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理由。在中外历史上,都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宣传人民主权至高无上的思想,借以欺骗群众,粉饰自己滥用权力的行径。哈耶克指出,“在现代民主发展史的一个较晚的阶段,确有某些善于蛊惑的大政客论证说,既然权力已掌握在人民手中,那么便不再有限制权力的必要”,⑥并且引证了英国历史上著名政客约瑟夫.张伯伦1885年4月28日在“八十”俱乐部演讲中的一段话:
   当政府中体现的只是王室的权威和某个特定阶级的见解时,我能够理解,珍视自由的人们的首要任务是限制政府的权威和政府权力的使用。但这一切都已改变。现在,政府已成为人民意志和愿望之有组织的表达机构。在这样的条件下让我们不要再带着怀疑看待政府。怀疑是旧时代的产物。是那些已消失的条件的产物。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扩大政府的功能,并注意用何种方法能够使政府的作用得到有益的扩大。
   联系我国几十年以来的政治生活,我们感到这样的话耳熟得很!针对人民主权至高无上的论调,哈耶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人民如此主张之时,便是民主制蜕变为暴民政治之日”。⑦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我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专政”,两者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都是打着人民旗号的暴民政治的典型,留给我们的教训都是极其深刻的。
   注释
    ①《自由宪章》第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 第1版(下同)。
    ②H.B.菲利普斯:《论进步的性质》,转引自《自由宪章》第25页,第一篇篇首语。
    ③参见《自由宪章》第154——156页。
    ④《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195页,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1版。
    ⑤斯蒂芬:《自由、平等和友爱》,转引自《自由宪章》第154——155页脚注③。
    ⑥⑦《自由宪章》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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