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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的共产党(22)
·咱把党剁内肉馅包成党肉包子,大家都吃吃有什么不好?
·原罪的共产党(24)
·原罪的共产党(25)
·请问温家宝:道德还能形形色色,多种多样?
·就严正学事与胡锦涛对话
·孙丰:论“明智”
·原罪的共产党(正文)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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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3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4
·就观念的非经验性在《自由中国》的作答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5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6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7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7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8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 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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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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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批判系列
1.“合法性”批判
·引文
·什么是“合法性”?
·“合法性”在哪里?
·人的客观性与人的能动性
·一般意义的“政党”的合法性
·从以上批判里得出的几个重要结论
·“共产党”批判”(一)
·“共产党”批判(二)
·“共产党”批判(三)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党补充合法性?(一)
·“三个代表”想从哪里为共产党补充合法性?(二)
·人类正义
·共产党是一功利主义的集团
·鸟瞰“十六大”
·“十六大”专侃
·打倒江泽民,重振中华
2.共产党“合法性”批判
·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人是从哪里得到“法”的?
·“宪政”批判
·共产党“合法性”批判(4)
3.“三个代表”批判
·引文:批判,必须是对被批对象的还原
·仅在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不起“代表”关系
·论“代表”一词对人性的割裂
·人是自己“是人”的,还是由第三者代表着才“是人”的?
·“代表”是机制联系事实
·纯粹语义学意义的“共产党”在逻辑上就非法
·“先进文化的前进要求”是谬句
·对“先进”的还原
·驳“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立党之本”的批判
·对“执政之基”的批判
·“三个代表”是贪污之伞
·从对“党”的还原里把握“立党之本”
·“全民党”是一个矛盾,在逻辑上无解
·关于“共产党是否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创建背景就是二难背反
·为腐败的合法化立法!
·信仰价值观对经验价值观的反动
·信仰是理性成果,人是自然事实
·经验,是人类达到自身的唯一管道
4.对“三个代表”入宪法的讨伐
·批判提纲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议题
·对“宪政”的思辩
·人是目的之物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法,但不是宪政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不是共和国
·“三个代表”是意志,是反宪政的
·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腐败
·中国已经成熟到走进“全民公决”的程度
5.“为人民服务”批判
·引文
·人只是自然之物
·造物主创造了人,是让人在世上干什么的?
·对“异化、分裂”的证明
·是语言让自然之人成了社会之人的
6.“价值观”批判
·“价值观”批判
7.江泽民“经典”批判
·江泽民“经典”批判
8.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
·只要立党,就决不可能为公!
·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人有人性,党有党性
·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9.对中共16届4中全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批判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救不了共产党(2)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10.胡锦涛言论批判
·赵简子,你在哪里?
·究竟是人对政权负责,还是政权应对人负责?
·捕廖元华等是为夺回“已授人之柄”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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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驳7月14日人民日报:《依靠各族群众维护新疆稳定》
   
   
   只有政权合法,才有人的人格独立,才有意志自由

   人格独立,意志自由才是秩序的条件
   只有政权合法,社会才能是真正的平台
   处在平台上的分子才能自在的“是”其所是
   秩序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伦理所致成
   只有所伦就是人的日食住行、七情六欲、人伦日用
   只有伦理所根据的不是外来加于,不是从征服出发
   社会所呈现的才是人的秩序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奠立在征服原则上的
   其所伦之理(共产主义)就是如何征服
   秩序所呈现的不是人伦,而是党伦
   充塞着征服性的党伦怎么能保证人的秩序呢?
   因为社会伦理所关的是人,不是党
   所以要安定,只有政权合法
   政权合法就是取消党伦囬归人伦
   
   
   1、为什么说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保证不了新疆的稳定?
   
   因为以民族冲突的名义发生的乌市骚乱,是中国社会危机在一特定领域、特定地区的表现,“各族人民”只是这个领域、这个地区的的特征,不是危机的本质。难道杨佳行为、邓玉娇行为……汉源、瓮安、石首事件……不是冲突?不具有危机的性质?在中国,还有不处在临界冲突的净土?所有地区、领域的普遍高涨着社会危机又叫什么矛盾?多民族聚居是地区事实,不是对矛盾的揭示,因为非民族聚居区也天天在上访,天天抗议,天天死人,到处都是冤声载道。这层出不穷、日益加剧着的、普遍的社会冲突要求同一个解释: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义下,那就必有一有效于这块土地所有危机的原因,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冲突,不论以什么名义发生,都必定是这个原因作用的结果。
   
   不同民族中的人发生的冲突,只是社会根本矛盾在民族事务上的表现,民族性只是本质矛盾借以表现的条件,不是那矛盾本身。就像人的道德,永远只有一个:即我知我和所有人类成员都是人,所以我有义务保证我的行为不把我所不能接受的事加给别人。只是在政治家那里它表达为良相救国,在医生那里表现为良医救人,在师者表现为为人师表;在父则应慈,在子则应孝;处庙堂则应想到百姓,处江湖则应匹夫有责……不同的只是生活的领域和所处的地位,并非一个领域、一个地位会有一个原则。哪有什么八荣八耻,只有知耻而后勇!所以说----
   
   新疆的稳定只是中国社会安定在这地区,汉维两民族间的事,是中国政权是否理法上合法这个总原因在局部上的表现。而中国社会的安定与否是个秩序问题,秩序的态势是由人与人、人与环境联系是否合理来决定,决定人际联系品质的是用来奠定社会的制度,所以中国社会是否能呈现安定、健康和生机,要考察的是中国社会的总理念是否合法,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否合法,不是可从某一具体地区,某一具体领域孤立探求的,因贯彻在这一国家所有局部、所有领域里的是同一个理念,同一制度,又是同一个政权来贯彻,所以“依不依靠各族群众”并不改变社会总理念和总制度的性质。理念、制度、政权的非法性质不被改变,处在中国这个整体上的任何局部、任何领域的稳定就都不可能。因为社会秩序不是由维护,而是由正义来支持,所谓正义就是人能够自由地“是”其所“是”。
   
   
   2、“依靠各族群众”这个概念的能动性被依靠者所独占
    “被依靠的群众”处在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
    群众连发生作用的机会都没有,又依靠它什么?
   
   这个语境中,“依靠”是动词,是动词就是行为。行为只能是行为者(行为主体)的行为,在这里,主体已先行独占了全部支配资格。“群众”只是被行为所关涉的对象----是纯客体,连一丝一毫的能动性都没有,其发生作用的可能性全被行为主体所剥夺。因为能被依靠的必须是力量,可力量又只有被使用才成为力量。
   
   在这个语境里,只有主体才有能动权。“各族群众”的能动资格全被“依靠者”所占,又哪来的发生作用的机会?在所有需要“依靠”的联系里,都必定有一个“用什么来依靠?”,共产党会说:用党的方针、政策。用的既是“党的方针、政策”,那么“依靠”的就不是各族群众,而是“方针、政策”。各族群众就只处在被方针、政策所作用的地位。下边这段话就是共产党“依靠各族群众”是骗局的自我揭穿:“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以来,党和政府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迅速平息了事态,恢复了社会秩序。”原来醉翁之意只是“党和政府”,是“党和政府”在“紧紧依靠”。
   
   这便可清楚地看出:“党和政府”是加于者,驾驭者,“被依靠的各族群众”只处在被加于的地位,是被驾驭者。至此我们应明确:“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等等一类饲汇,全是被意识形态强奸后的,被意识形态侵犯了的,它们所以能被提出,是以丧失本己性人格的人为条件,只有在成为意识形态的奴仆后的人才有提出的机会。
   
   因为人对理的发现首先仰仗经验事实,可这些词汇是纯道理,对它的揭露得靠反思,不经持久的实践无法完成对它们的矛盾的揭示。这些词汇只有占有发号召地位的人才能提出,能发号召需要在发号召前被赋予使命----因为只有据于任务才有提出“依靠群众”的必要,以回答依靠群众去干什么?那就是去完成或实现任务。而只要是任务,就必是一定条件限制出来的,敞开性里永远不会有任务。因而凡任务就必已被形成它的条件所裹胁。我们所批判的这个命题的任务是什么?----就是稳定。可这个稳定是共产主义宗旨下的,可做为事实的人不是共产主义的产物。而共产主义做为特殊意识早在任何具体任务前已由制度加给了社会,成为无所不在的的规定性。即使在实际任务前不故意提它,那任务也早已被它所包裹。因为正是意识形态的贯彻造成了矛盾,那任务就是由意识形态的贯彻所造成的矛盾所导致,又怎能不染有意识形态性,不被意识形态所包裹呢?
   
   不妨去看非意识形态型社会,那里不充斥此类语汇。因那里没有共同任务,各人生活各人的,与什么人交往不与什么人交往是个人的事:任何人都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生命,在自已以外没有服从性。哪还需对群众的依靠?政权只是管理,并不负有对人的意识做重塑的任务,政权的施行便只处在服务地位,它只根据社会需要制定对策,政策可能遭到抵制,抵制达到相应规模就意味着失当,政权重新考虑的是政策,人的主体性不受动摇。政权对人没有重塑要求,就不可能有共同任务,当然就不需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类语汇隐含着一个必须的前提;即需要群众共同来对待,可需要群众共同对待的事情必须具有公共性,比如“抗战”就确是全民族的共同任务。可不管共产主义理念远不远大,它都不是公共任务。理由是:共产主义是个主观理念,人的固有性质里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可以肯定:由社会主义决定的任何任务都不是人的本己性,如果它是本己性,那它就是自身实现的,自身实现自身还需对公众的依靠吗?----醋本就是酸的,还需借助外力才能酸吗?胡锦涛的生命的实现还需借助江泽民或邓小平这些外力吗?所以需“依靠群众”来解决的必定不是人的固有性,它若是人的固有性就决不需依靠群众。它是固有的,就是人的自身,那还用依靠?人的存在只需要环境允许人格独立,不需要依靠。一旦“依靠群众”关系成立,所意味的就是个体的人已被捆绑在一起----独立性丧失殆尽。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秘奧。
   
   
   3、是共产党掌控中国,还是汉民族在掌控中国?
   
   中国,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念,还是以汉民族的民族性为最高理念?是共产主义下的民族政策,还是民族政策下的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各个民族的痛苦是来于共产主义,还是来于民族间的差异性?只须读一读这些追问,就立马得到结论:共产主义制度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因不移的定律是:什么是社会的驾驭力量,什么就是社会危机的祸源!这是不变之理。不错,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汉人,而且那七千多万共产党员至少七千万是汉人,只有那个零头是少数民族。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经验误解的条件。不仅维族同胞如此,许多民运人士的叙述也含着这个糊涂看法。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咧着他们的狼嘴正天喊:要牢牢掌控宣传、與论的主导权,保证宣传、與论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足够证明: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汉人,但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汉民族的民族性为宗旨,它贯彻的不是汉民族的民族性,而是共产主义的征服性,所以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来自汉民族的民族性,而来自共产主义这个先天带有征服性的理念。是共产主义的征服性造成了国家无处不在的危机,乌市冲突只是无所不包的矛盾在民族生活方面的表现,不属民族性本身。语言不同、体征也有不同是客观的,它不影响人格独立、意志自由是人类永恒不移的追求,所以民族不同并不必然的包含矛盾。只有信仰才是矛盾的唯一来源:什么东西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妨害,什么就是引发冲突的根源。任何客观性都不会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妨害,只有主观性才能造成对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妨碍。民族性是客观的,信仰是主观的。对共产主义和真主的信仰都是主观上的,这两个信仰构成不共戴天的冲突。
   
   仅从字面上看,“共产”并不直接=征服。但它的内涵却就是征服。因为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无不是独立自存的,人也一样。可共产主义强调的是“共”,不取缔了独立性又怎么能“共”得起来?事物的独立性是不可抗拒的,你要让它“共”就非借助外力不可,一借助外力就是征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不是征服的最高表达?人类社会的五形态表述是不是对征服的支持?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必导致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不是对征服的合法性的证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不是为证明征服有理而写的?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就是征服有理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是不是为征服开创的理由先河?……所以说,共产主义这个制度才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总因。因为物质的生命的独立性不可能被“共”,只有人的主观意识才能在外力威胁下发生“共”的妥胁,因而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用外力威胁来强迫人们妥胁以求“共
   产”的主张。但因生命的独立性无法改变,人一旦处在非妥胁条件下,意识的独立性立马顽强复活----本性难易呀!这就是中国社会所以陷予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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