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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六))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他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小平没有亲戚关系)。胡乔木是笔杆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邓小平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以前对胡耀邦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敌人。
   
   但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这是邓1979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把1978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小平喜欢,因而就成立了。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
   
   当我们说到1989年4至6月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时,也可能西方读者接触到的材料比赵紫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还要多。这是因为有一本在海外发表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许赵从来没有接触到,特别是元老们决定赵下台以及选择接班人的会议记录。赵在这里提供的,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之采取的政策。
   
   赵因为对学生运动持宽容态度,使李鹏等保守派同事恼羞成怒。赵认为在初期的抗议活动以后,使用说服的手段可以使学生回到校园。李鹏曾保证根据赵的意思去做,赵就启程前往北韩,进行早已安排好的访问。对赵不幸的是,李鹏找到了机会,背弃了他(向赵做出)的保证。赵一离开,李鹏赶紧召集北京市委的干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后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报告惊心动魄,预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势,将会有全国性的动乱。邓的脑子里有文革时儿子被斗残废的记忆,这样的报告肯定会使邓小平深受感触。他将事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在朝鲜,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在无奈中,只有同意邓的说法。李鹏做出安排,把邓的语言和情感立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在4月26日发表。出乎李鹏预料的是,社论不仅没有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怒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动被诬陷了。27日,学生们冲破了警察的拦阻,再次到广场游行。在邓的帮助下,李鹏促成了学潮再次升级。
   
   赵回来以后,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论里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论收回,学生运动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过咨询得到的结论,同他已经感觉到的情况,是一样的:邓根本不愿意否定社论。李鹏最大的胜利在于他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离间邓与赵的事情。赵试了其他方法向学生显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经没有选择,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严归于失败。赵的时代结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参加中央会议,接受被废黜。
   
   逝世于2005年的赵,在软禁当中度过的时间比主持改革的时间还要长。在这个期间,他只偶尔被允许出行到经过谨慎选择的地点,偶尔打打高尔夫球,偶尔会晤被仔细筛选过的来访者。赵的许多时间只能用来抗议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无聊的禁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党的官员,他向他的监视者援引宪法和党规。看来他真的相信 ——也许出于天真——在他义正词严的压力下,某一天,他的敌人就会退却。然而,不然。在处理赵紫阳一案中,合法与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权力和稳定。也许,赵从乡下来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没有法律的地位?不过,也许,如果他出现在街头,如果被发现后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如果领导集团因此发生出自内心的恐惧,也许他能从中得到某种安慰?
   
   在幽禁中,赵想过政治改革,想到邓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认为邓其实并不相信什么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紧国家管理的机制而已。胡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据他在政治运动中温和的态度,和他坚持平反以往运动中的全部冤假错案,使赵认为,如果胡能继续执政,他一定会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赵承认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渐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灾难:比如大规模的腐败就会不断蔓延。到了1989年,他已经可以告诉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中共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执政方式必须改变:法治必须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话沟通的渠道。他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有权组织自己,而不是从属于党国领导之下的机构。赵希望,纵使选择有限,在全国代表选举中也应该有选择的余地。
   
   之后,赵的观点又进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现代化,包括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这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这需要共产党做出两个突破:允许不同政党的竞争和新闻自由。而且,党内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独立也要先行。在简短的分析后,赵根据他的经验,讲了推行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会是多么的艰难。
   
   赵紫阳被囚禁的故事引发了(我的)两个想法: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了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动摇了这种模式。中国不需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想去实现赵紫阳最后遗言中的结论,这个党就必须从根本上有所变革。
   
   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一一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Roderick MacFarquhar is Leroy B. 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formerly Director of the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六)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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