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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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回 黃凝素下跪賠罪 張善子上山辭別
·第三十一回 馬文彥書寄範振緒 熊佛西雨訪上清宮
·第三十二回 大千上敦煌 善子返道山
·第三十三回 塔爾寺裏繪佛幀 念慈堂中憶先慈
·第三十四回 游文殊山初探石窟 出嘉峪關再說前朝
·第三十五回 暮換騾車出安西 夜宿戈壁聽狼嗥
·第三十六回 劉鼎臣家晤高朋 破寺廟裏訪老僧
·第三十七回 認認真真編洞窟 熱熱鬧鬧度中秋
·三十八回 馬步芳赴宴專使公署 張大千寫生魯薩爾鎮
·第三十九回 慧眼足可鑒真偽 繪畫原為救摯友
·第四十回 自古盛名必招謗 從來浮生有定數
·第四十一回 榆林河邊救孤雁 軍統哨卡遭搜查
·第四十二回 初展蘭州旗開得勝 譽傳上海洛陽紙貴
·第四十三回 遊廣元皇澤寺歎古今 住賁園嚴穀聲說家世
·第四十四回 徐家場畫雙雀勞飛圖 三慶會演二鶴並駕戲
·第四十五回 昭覺寺繪佛 不忍池栽荷
·第四十六回 頤和園老家人說劫波 舊王府張大千買寶圖
·第四十七回 摯友上門訴貧寒 師生相逢說當今
·第四十八回 紅粉囑託痛斷腸 名旦說笑樂翻天
·第四十九回 誨人不倦師生情 高山流水朋友義
·第五十回 豈料一別成永訣 有情千秋長相憶
·張大千一九四九年後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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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回 潘汉年呼冤还我清白 周恩来劝架大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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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感之十五

   读书杂感之十五
   ——王亚法
   
   前天完成了读书杂感之十四,结果在储存时因为按错了键钮,造成全文覆灭。
   读书之十四,是我在读完胡颂平先生之《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后的最后一篇观感,内容是我对胡适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作“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谈话后的感慨。那次会议开得很隆重,中央研究院在海外的四位专家都参加了,其中有著名的留美华人科学家吴健雄和袁家骝夫妇。可惜那篇文章再也不可能和读者见面了,这是“气数”。对我来说,只能和一位夭折婴儿的父亲一样,无奈之下,沉重地将爱子的名字留在宗谱里,在我的“读书杂感”系列中,造成永久的缺失。

    季羡林先生走了,走得风风光光,他的葬礼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最荣耀的一次,如果郭沫若冥间有知,也会妒忌的。不管季老生前也讲过一些糊涂话,但他在晚年的《牛棚杂忆》中还是做了深刻的反思。在我和启功先生的一次谈话中,启老说:“季老劝我也写回忆录,我说我们一辈人在世上受的苦够多了,如果写回忆录,就像放电影一样,过去的事在脑子了再过一遍,实在太痛苦了。季老了不起,他有历史责任感。”启老没有留下回忆录,但他在许多诗词和闲聊中,还是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咀嚼。
   其实在季老同时代,有许多学识和人品与其相仲伯的学术界前辈。如和他同乡同日逝世的任继愈先生等。但在“以政治信仰来分配社会资源的不公平社会里”,他们生前享受的待遇和死后的殊荣也是不同的。
   刚才在翻《传记文学》,读到有篇叫《名士风流 岂止诗酒——杨宪益的百年流水》的文章,写的翻译界前辈杨宪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的事情。中国近代文坛上,有三对才子才女夫妇,钱仲书和杨绛是一对:黄苗子和郁风是一对:杨宪益和戴乃迭也是一对,他们是珠联璧合,昆乱不档的好匹配,是千百对凤鸾错配夫妻羡慕的对象。
   黄苗子称杨宪益是“现代刘伶”的风流名士。他杯中之物常不干,酒后往往口无遮拦,还娶了英国才女戴乃迭为妻。可以想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厄运连连,黑牌是免不了要戴着游街的;“喷气式”是少不掉要享受的;秦城监狱是少不了要光顾的,英国特务的嫌疑是少不了要内定的……他和千百万中国善良额知识分子一样,在这些年月里,其遭受缧绁之痛苦可以想象的,笔者毋需赘述。但有一事却颇为发噱,可以补入《儒林内史》,也可以记入《某政党旷古无耻大全》一书内,供世人解颐。现抄袭原文如下:
   大跃进的乌云刚刚过去,一缕阳光突然涉到杨宪益的头上,一位神秘的来客为他提供东城八宝坑一座带庭院的独立的居所。来客说:“我们知道你在解放前为地下党做过工作,党组织觉得你的工作卓有成效,组织想让你重新和那些人恢复接触,通过类似的渠道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杨宪益考虑到现在情况比重变了,便和妻子商量后同意“试试”。“重操旧业”三年后,杨宪益业绩不佳,“他们对我的汇报似乎不感兴趣”。于一九六零年某日暴风雨骤至。那是一次豪华的宴请,“主人”在纵论历史人物曹操时,询问杨宪益对曹操的看法,。杨宪益表示欣赏曹操的天赋,多才多艺,爱诗酒和女人。主人突然说,他早就料到杨宪益喜欢曹操,因为他是“老奸巨猾,诡计多端”。又说:“我想你的性格与他有类似之处”。接着问:“你很喜欢一句成语叫‘狡兔三窟’,有这回事儿吧?”杨宪益承认他说过类似的话。那是解放前因生活艰难,兼几份工作。主人打断他的话,“不过这话还有别的含义吧?不是吗?‘三窟’可以是指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面对单刀直入,杨宪益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原来他们一直怀疑我是一个双重间谍!”杨宪益受到了莫大侮辱,拂袖而去。第二天他们送来了一大叠书写纸,要她写交代材料。杨宪益只在第一页上写了十个字,把纸退了回去。那十个字是:“疾风知劲草,日久知人心。”
   一个星期以后,杨宪益又被“请”回外文出版社宿舍,迁出那小院。他成了“监控”对象。
   读完这段史实,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在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国家的财产可以任这群人随意支配,你若肯做“小耳目”,就请你搬进“带庭院的独立居所”,你若“耳不聪,目不明”,就下令叫你搬回原旧址。
   一九八五年,杨宪益仕途一路升迁,还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嗣后,和夫人戴乃迭频频出访,荣耀一时,不过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次全民关注的变故中,杨宪益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地点向错误的物件说了一个中共党员不应该说的“错话”。最后,经过正常组织程序推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杨宪益十分坦率,他对自己后来的“走红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它在自传中写道:“在当代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现象:评价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根据他(她)的学术水准或艺术造诣的高低,而是根据他(她)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如果他政治上受到迫害,他就成了一个社会弃儿,成了一无是处的人;可他一旦免去了罪人之身,恢复了名誉,他就会被冠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后人头衔,他就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人。我的荣辱升降就证实了这一点。”
   杨宪益总算觉悟了,他准确地认识到: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以政治信仰来分配社会资源的不公平社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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