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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感之十

   读书杂感之十
    ——王亚法
   
   从去年到今年的二月底,抽空写了九篇读书杂感,随后回国探亲。在那边厢因忙于观光,没有写作,就是写了,也因为网路不通,不能传到自己在海外的中文“博客”上。
   刚回到澳洲,就接到一位读者朋友的来电,说好久不见我的读书杂感,是否不准备写下去了?我没有想到,随手在键盘上的挠动,竟然还有人关切,照此看来,文章乃大事,不可稍懈怠,正好这几天在翻阅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颇有感悟,于是《读书杂感之十》就此起笔,倒也顺章。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起到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胡适先生魂归道山前止,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先生的言行。感谢胡颂平先生有心,为历史保留了一份哲人的智慧,我相信这份智慧的光芒,将会像火炬一样照亮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日后前进的道路。
   该书的起因,据胡颂平先生在1984年2月9日写的《后记》中说:
   “这一天(1959年12月30日),下午四点多,我的工作都做好了,便抽空来记日记。恰巧适之先生走进我的工作室。他看见我正在一小本子上写着,密密的小字,随便问问,:“你在写什么?”我说:“记先生的事情。我在此地亲自看见,亲自听到的事情,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他一听到这些话,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我因为心理上有准备,而且正是报告给他的好机会,于是慢慢地说道:“从前马相伯先生90岁生日时,先生不是对新闻记者发表过谈话吗?那个简短的谈话我还记得。现在先生也是‘国之瑰宝’,我有机会在先生身边工作……去年冬天忽然想起先生28年前说过这句话,才开始记录的。但不知有没有听错的地方,很想得空把它整理出来,还想请先生过目。”我这么说明之后,他说:“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他的差异神情很快就消失了,再想一想,说:“你还是当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从此以后,胡先生就知道我在记录他的言行了。
   该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这也许是一家新的出版社,至少二十多年前我在出版圈子里混饭吃的时候,没有听到过这家出版社的名字。
   在本书的扉页上,印有一条“出版说明”,在下原本抄来:
   “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本书的出版可作为史料研究之用。按照惯例,本书出版时仅对少数不适的语作了删节;对书中提及的1949年以后的台湾纪年、官职、机构名称等作了技术处理,整体基本保持原貌。编者2006年10月”。
   “出版说明”中的“可作为研究之用”,细辨之,委实可怜,编者如不预先打招呼,可能在邬书林那里就通不过,至于“技术处理”,那是必须的。
   看完“出版说明”,想起我不久前去台北,逛重庆南路(那里犹如上海的福州路)时,一路上的书店都在卖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书籍,鄙人的拙作也赫然其中,我跟陪同我的台湾朋友说,你们台湾人不要再说恢复正(繁)体字了,不用几年,保证全岛风行简体字。他不解,问为什么?我说大陆的简体字书籍充满你们的各家书店,而且印刷精美,价格低廉,要读这些书的人必须要学会简体字,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他点头认同。
   我经过“世界书局”的店面时,门可罗雀,只有它还在卖自己出版的书籍,可惜都是前些年出版的旧书。走进店堂,我忽然想起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看来也苦撑不久了。
   奇怪,真是奇怪,小小的台湾不怕大陆的书籍,为什么堂堂的大陆却要对台湾“可作为史料研究之用”的书籍,作“技术处理”?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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