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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真相

   人所共知,“一二.九”运动始于1935年12月9日,当时的北平学生举行抗日大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遭到军警镇压。结果激起全国各大城市广大群众的连锁反应,成为次年12月“西安事变”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中共官修的史书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几乎众口一词地称颂该运动为“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以致其发生半世纪后的1985年12月,权威的《红旗》杂志在第23期特意发表毛的一篇演说作为纪念。
   
   该演说题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是其1939年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气势磅礴,极富煽动性,显示出毛能言善辩的非凡本领,难怪其于国共合作时期受孙中山赏识,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

   
   但正如成语“强词夺理”所云,滔滔雄辩未必意味着弘扬正论,有时反而可能纯属蛊惑人心。当时安居延安山沟党军大权在握的毛总舵主,便公然篡改“一二.九”史实,开创了极为恶劣的肆意忽悠民众之先例。
   
   当天的大会正值运动发生四周年,作为亲历者的李昌应邀首先讲话。李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讲题为《“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他认为:“从运动的本身看来,‘一二·九’运动是具备着许多为历次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
   
   他的“自发论”乃基于事实,即运动并非由中共策划组织。这显然不合毛的意旨,故随后讲话的毛极力歪曲真相,强调“党”领导了运动。不过,开头他是这样讲的: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请注意,上面一段的“学生同志”语义含糊,可以理解为上面有“党”组织指挥,也可理解为受“党”思想影响。模棱两可,见仁见智。
   
   毛到底是长于演说的超级高手,巧舌如簧,可以媲美希特勒。他接着话头一转,便道出要害:
   
   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
   
   金口玉言。此语一出,李昌的“自发论”即成异端。会后李本人很快受批判,罪名自然离不开鼓吹“民主”,妄图使青年工作摆脱党的领导。其后甚至将之调离延安,后被贺龙接收任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清华大学出身的学生领袖根本无从申辩。
   
   不过,毛的胡言乱语毕竟经不起推敲。
   
   首先,《八一宣言》真的“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吗?否。
   
   据戴晴新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222-238页),该宣言最初起草于1935年夏,出自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原题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改称《八一宣言》以求响亮上口,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实质只在俄文版《共产国际》、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刊登而已。
   
   奉命将这份3500字的草案专程送到陕北的是林育英(林彪堂兄,后改名张浩),他7月底从莫斯科动身时,文件尚无《八一宣言》这个醒目标题。11月中旬他抵达毛所在的瓦窑堡时,上述俄、英和中文的《八一宣言》也传到了中国。但白色高压下的北平党组织能有几人懂外文?又有几人能领会文件中的国际新精神,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其次,所谓“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吗?那是自欺欺人。毛自己前面说:刚到陕北就听到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喜出望外。可见彼此并无联系,又谈何“配合”?
   
   至于“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那就更荒诞了。上海不必说,北方局和一二.九运动全无瓜葛。时任北方局(设在天津)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就回忆称,自己是10号才从《大公报》上得知此事的。
   
   那么,究竟真相如何?李昌的夫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负责人冯兰瑞,在其《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一文中,以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分析提供了答案。文章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一期。而戴晴的书也作了类似的考证。综合两者的观点,大致情况是:
   
   运动是由北平学联发动的。而北平学联“是在北平临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的。”(冯兰瑞文)北平临委即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他们之间多数人仍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原有路线,只有负责宣传的彭涛主张组织学生请愿示威。
   当年11月18日各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举行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大会选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书长姚克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代表)、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代表)、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代表)和总交际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代表)。北平学联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参见黄华著:《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姚依林回忆称:“‘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96页)而直接担任指挥的则是郭明秋。
   郭是18岁的中学生。其老师孙荪荃曾任女一中校长,第三党成员。她们师生俩和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加上张的学生姚克广(依林),“那天上午,……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公开指挥部。我们看着游行队伍行进。队伍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有一个姓陈的清华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并随时把游行的情况到楼上来告诉我们。”(张申府:《“一二.九”运动的点滴回忆》,见《一二九回忆录》,第一集,21页)
   
   上述张申府(1893-1986)被称为中共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曾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现在几乎已被人遗忘。郭明秋后来成了林枫(1936年初的北平市委书记,60年代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妻子。
   
   黄敬(俞启威)作为江青第一任丈夫颇为人知。电影《青春之歌》林道静攀上电车演说的镜头,就以黄敬在一二.九运动当天的表现为蓝本。
   
   三,“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这句话,曾被认为是“一二.九”运动的招牌口号。据称该文出自蒋南翔笔下。但戴晴的书里引用虞昊文章,证明“这份《告全国民众书》是刊登在1935年12月10日出版的小报《怒吼吧》上,此时”一二.九“游行早已结束。可知这句名言只是‘马后炮’,点燃不了12月9日几千北平学生游行的激情。”(虞昊《一二.九运动与张申府》,《传记文学》,2005年第3期)
   
   据此,冯兰瑞引述了黄华的话:“‘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然后明确指出该运动“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她认为,可从组织领导与指导思想两方面进一步分析:
   
   
   “不错,个别党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参加组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再一点,“‘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换句话说,属于“撇开党委闹‘革命’”,甚至是和党组织唱对台戏。
   
   由此她得出结论:“‘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重建北平市委后,“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
   
   戴晴则在书中建议,“把‘一二.九’这个‘在共产党员参与下,由知识分子与学生出于爱国热情而自发的街头请愿示威’,定位为‘1930年代初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统治在北方白区活动的尾声’,而非大义凛然的‘在《八一宣言》精神指导下,在中共组织领导下……促进了中华民族新觉醒,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236页)
   
   有70年党龄的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冯兰瑞文末写道:
   
   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就把一切成绩和好事都归于党的领导,甚至都归于最高领导人英明,这与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陋习,还历史本来面目。
   
   真是掷地有声的警世通言啊!
   
   (09-6-9)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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