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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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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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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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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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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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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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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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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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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来源:观察
    斯大林去世前夕,一场政治迫害运动又拉开了序幕: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斯大林的新宠、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突然死于心脏病。斯大林亲自批示调查这起犹太医生的“谋杀计划”。此后四年间,大规模的逮捕席卷而来……因为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的突然死亡,这场新的迫害才戛然而止。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布伦特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诺莫夫合著的《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即是对这段幽深的历史隧道的第一次“探险”——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的性质类似于地理探险。这样的“探险”是必要的。“纳粹猎人”之誉的维森塔尔,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一生致力于追查纳粹战犯,先后将一千多名潜逃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有人感到好奇,他为何不开始新的生活,而将人生与那段黑暗而恐怖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呢?维森塔尔在自传中写道,一九四四年,一个党卫军军官对他说:“你想把集中营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这是对的。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你疯了,甚至把你送进精神病院。除非他们亲自经历,否则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为了否定这名党卫军军官的判断,他便将后半生投入到这场艰苦卓绝的事业之中。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维森塔尔颁发勋章时赞扬说:“我们应当加入维森塔尔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悲剧的覆辙。如果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我们就必须铭记过去的罪行。”这就是历史与记忆对于人类的意义。
   
   在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中,希特勒早已臭名昭著,而斯大林无论在俄国在西方都还有一定的迷惑性。一九三三年,当大饥荒在苏联大地上蔓延,数百万人悲惨地死去的时候,《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第却在报道中说:“不存在什么饥荒或者类似于饥饿的现象,将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他因为这样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一九三八年,美国大约一百五十个娱乐工业中的显赫人物,签署声明支持“近来莫斯科几次审判”,赞扬这些审判具有“压倒性的大量证据,确定无疑地使被告有罪的推测得以成立。”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宣称,在苏联,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其实在无神论统治之下,苏联根本没有宗教自由可言。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布利特对罗斯福坦率讲了苏联的本质,也讲了斯大林本人,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德黑兰会议前夕,罗斯福却回答说:“我只是有一种直觉,斯大林不是那种人。他是一位行为高尚的贵人,他会和我合作,以成就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这些人如果看到《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他们的观点会因此而改变吗?他们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好感”还会继续下去吗?
   

   这是是一本将斯大林请下神坛的著作。尽管这两位作者在结束全书时谦虚地表示“在对斯大林的‘医生阴谋’这个巨大迷宫的调查中,我们仅仅到达了深渊的入口”,但由于他们对最新获得的大批秘密档案——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史档案、俄联邦安全保卫中心档案和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的引用、分析和比较,使该书不时带给读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叹。两位作者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对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研究,所以这本书不单是晚年斯大林的“专史”,而且是五十年代苏联社会的全景式扫描,并“为二十世纪的灾难文学作出了无价的贡献”。
   
   苏联的反犹运动堪比德国纳粹
   
   布伦特和诺莫夫两位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反犹主义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突发异想,它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种族主义传统;反犹主义也不只是纳粹独有的意识形态,它在斯大林那里同样是一记“杀手锏”。犹太人的厄运并没有随着纳粹帝国的灭亡而中止,苏联和东欧的数百万犹太人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仍然被当作“贱民”和“人质”。该书记录了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作为苏联国家政策的反犹主义——苏联的反犹运动,与纳粹同步且持续到五十年代,其规模比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这场人间悲剧却被遮蔽在冷战的铁幕背后,并没有像纳粹那样被曝光和揭露。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许多犹太人热情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事业,革命领袖中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诸多犹太人,被新政权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直到今天,西方世界中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班底,也是以犹太人为主。但这些事实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对犹太人的蔑视。斯大林掌权之后,苏联的反犹主义摇身一变成为反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斯大林与希特勒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一九四一年,随着德国对苏联的突然入侵,斯大林只好暂时收敛起反犹思想,允许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组建反法西斯组织,接受西方国家犹太人组织的捐助。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势力急剧膨胀,斯大林又重弹反犹老调,继承希特勒未竟的事业。
   
   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属于高加索人的格鲁吉亚人是遭受歧视的少数族裔。然而,吊诡的是,斯大林却是一个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对寻求民族独立的格鲁吉亚人的镇压从来不曾手软,更对犹太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变态的心理,也许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包括对矮小的身材和丑陋的外形的自卑有关。当然,当反犹主义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又包含了斯大林巩固权力、打击政敌的意图。斯大林最大的政敌托洛茨基便是犹太人。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苏联,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在犹太人的控制之下。斯大林玩弄的宣传口号中有两个常用语——“阶级至上”和“民族光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在为所译之《怎样研究苏俄》一书作的注解中指出:“近代的极权戏,不是以‘阶级’作班底,便是以‘民族’为赌本。‘阶级至上’与‘民族光荣’都是具有慑服力的旗帜。现代民主自由的社会没有看见这些旗帜。因为,民主自由社会所注重的是一个一个的人。凡超越有血有肉的人,而径直高唱‘阶级’或‘民族’者,背后常藏有不可问闻之动机。”在斯大林这里,“民族光荣”之民族,显然不包括犹太民族在内。
   
   一九四七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社会从上到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犹运动。纳粹刚刚覆灭两年多,斯大林便拾起了希特勒的牙慧。《真理报》上发表社论严厉谴责犹太人的思想和文化破坏了俄罗斯的“纯洁性”,指责犹太人是不会效忠苏联的西方间谍,一旦苏联与美国开战,都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成千上万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导人、军官、公务员和商人被传讯,失去职位,被公开嘲弄、辱骂、威胁,甚至监禁,许多人被处决。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德军围攻莫斯科的危急时刻,斯大林并未命令将莫斯科艺术学院内的瓦格纳肖像取下来;而在五十年代初,犹太作曲家门德尔松的肖像却被从艺术学院大厅移走。
   
   日丹诺夫的突然死亡,成为斯大林将反犹运动升温的绝佳借口。就像此前斯大林利用基洛夫、高尔基等人的死亡,制造一环扣一环的冤案来清洗政敌一样,此刻他又故伎重施。负责克里姆林宫医疗工作的犹太医生们纷纷被捕,四个规模空前庞大的集中营动工兴建,莫斯科街头巷尾都在传说领袖要将所有犹太人都遣送到西伯利亚去,甚至还发生殴打排队买食品的犹太妇女的浪潮,“对医生们的审讯计划在三月进行,但是到二月,许许多多甚至连牲口都不适合住的牢房被草草建成了,围绕莫斯科的那些专用铁轨上满是货运列车,大城市的民兵总部正在列出要驱逐的公民的名单——那些具有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犹太血统的人。”
   
   这次种族清洗不是领袖的心血来潮,正如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密闻》中所指出的那样: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是打算建立一个绝对服从“当家的”的一统社会,并为国家作战争准备;而一九五三年计划的清洗也有同样的目的,意味着恢复被战争损害的纪律,使逐渐消失的恐惧感重新笼罩全国。尽管苏联的犹太人早已归化,对斯大林的统治并不构成威胁,但他就是要通过对犹太人迫害来向西方释放强烈的信号:我是一个比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一九五三年二月,斯大林最后一次出席党中央主席团常委会,猛烈抨击那些担心西方对医生案件反应的战友们,辱骂他们是“瞎眼猫”,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惊恐万分的话:“我们谁都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们想打仗,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只是因为死神迅速降临,才使斯大林的战争狂想曲未能奏响,否则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是人类的一场浩劫。
   
   斯大林企图利用反犹运动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对内是树立“敌人”的靶子,获得党政军系统和老百姓对“伟大领袖”的支持,进而彻底清除残存的老战友们。他亲自指示审理犹太医生案件的特务头子:“如果医生们不从实招来,你就到他们现在呆着的地方去。”所谓“从实招来”,便是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久经考验”的政治局委员们统统网罗其中——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这四位老战友再也没有被邀请到其别墅去,斯大林已经将他们看作“死囚”。对外则是故意挑起西方对苏联的反感,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既然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么打击犹太人,就会疼在美国主子的心上。如果西方由此掀起新一轮的反苏浪潮,那么就趁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场可耻的反犹运动是苏联历史上被遮蔽的一页。即便是索尔仁尼琴这样挺身反抗暴政的文豪,也对犹太人的遭遇关注甚少。西方学者获得的信息更是残缺不全。直到今天,俄国当局亦不曾向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犹太人公开道歉。一生致力于追查纳粹残余分子、搜集受害犹太同胞资料的维森塔尔指出过:“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通过它,我们能够,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覆辙的防御机制。”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所从事的事业与维森塔尔是相同的:不仅是哀悼无辜受害的逝者,更是要将产生暴政的机制彻底埋葬。
   
   
   人们对斯大林的“怕”远远多于“爱”
   
   十月革命之前半个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先知般地预见到了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将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国度。在《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中,作者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在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下,其安全机构从主管到喽啰们是怎样地卑劣、残暴和道德败坏,该书用无数的细节回答了后人关于“魔鬼是怎样炼成的”和“凯撒王国是怎样建立的”之疑问——制造“犹太医生”冤案的命令是由斯大林亲自下达的,实施者是国家安全部的将军和侦察员们;一个大魔头之下,有成千上万小鬼为之效劳。该书细致地梳理了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斯大林与苏联的政治制度之间“鸡生蛋、蛋生鸡”般的复杂关系。“犹太医生”冤案是斯大林个人基于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矛盾心理状态而制造出来的闹剧,却被各级党政官僚、军队、安全部门、宣传和教育机构忠实地执行;看到自己的命令畅通无阻地得到贯彻,使得斯大林越发自信和狂妄,更加变本加厉地展开其杀人计划。这一恶性循环遂变得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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