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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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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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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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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来源:纵览中国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七节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德国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六四”的祷告会,数百名基督徒参加了这一感人至深的仪式。我想起了去年十月访问尼古拉教堂的时候,牧师史蒂夫和教会青少年工作的负责人米勒先生对我的热情接待,他们跟我分享了在东德共产党统治的时代,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祷会如何唤醒基督徒及广大市民的良知,由和平祈祷会发展而来的莱比锡的民主运动,后来成为一股推倒了柏林墙的伟大力量。米勒先生将他当年在祷告会上使用过的、印有圣经经文的黄色头巾送给我,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永远珍藏的无价之宝。

   在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为“六四”屠杀而举行的祷告会上,主持人播放了香港基督徒林弟兄创作的一首音乐《安魂曲——献给天安门母亲》,这首融合了巴赫的圣乐和中国的民间音乐的、长达十五分钟的作品,是我所听到的关于“六四”屠杀的最具震撼力的音乐。主持人还朗读了已经翻译为德文的《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这是华人基督徒第一次以“蒙恩的罪人”的群体的身份,从基督信仰出发表达对“六四”屠杀的基本立场。我相信,这一宣告将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留下不可忽视的一页。
   在此后的十多天里,德国新教联合会下属的三百多家德国教会将以接力的形式为“六四”祷告。在德国新教联合会发表的倡议书中指出:“二十年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军队以荷枪实弹结束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群众集会。从四月中旬起,数十万计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为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结社自由举行游行。几千个学生坚持数天绝食,伸张他们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主旨。然而,当局命令军队动用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的镜头从此传遍世界。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公开讨论,不能公开哀悼死者。中国的基督徒恳请我们为‘六四’屠杀死难者罹难二十周年代为祈祷。”
   德国新教联合会发表的祷告词是这样说的:
   “赐予我们生命的上帝,求你垂恩二十年前民主运动的所有参与者,坚定他们促成变革的信念。不要让他们失掉信心,变得冷漠。求你赐给他们坚韧与力量,为中国的改观作持之以恒的努力。
   慰籍我们心灵的上帝,求你垂恩所有因大屠杀失去亲人的人,无论是失去儿子,还是失去女儿的,求你在悲伤中给他们以慰籍。求你用满有力量与爱的手臂环绕他们。求你赐给他们力量,恒久地秉持公正、直面人生。
   上帝,创造世界的主,我们为中国政府和中共领导人祈祷。请你撼动他们的心,赐给他们勇气与力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与不公,洗面革心。我们向你祈求,愿那些为着政治的原因系狱或被判劳教的人获得释放。
   上帝,我们所有人的父亲,求你垂恩中国土地上所有的人。让他们丰腴之后不忘叩问生命的真谛,人的生活不仅为了温饱。求你赐给他们你的恩典和你的力量,用以秉持公正与真理。阿门。”
   这是最近我读到的最受感动的祷告词。这样的祷告在德国、英国、美国,在所有有人类生存的地方,正在从千百万人的口中传出。近日来,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牧师和基督徒的来信,他们表示愿意为着爱与公义早日降临中国而恳切地祷告。是的,“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理应是一个祷告的日子。
   十天以前,北京市国保大队的五六名便衣警察,便开始在我家楼下二十四小时守候,他们承认这样的作为是非法的,但为了保住饭碗,他们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此种处境,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三个月之久,占过去一年的四分之一。奥运会前后、两会前后、零八宪章发布之后、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希拉里访华期间、中欧峰会期间、德国议会代表团访华期间……在这些“敏感”的日子里,我自然是需要特殊关照的“敏感”人物。这一次,他们的安全措施更是前所未有:既不允许我出门参加教会的礼拜,也不允许我会见朋友和记者。一名“好心”的便衣对我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就忍几天吧!”他不知道,只有痛苦才是需要“忍受”的,而这样的一些措施根本伤害不了我。感谢主,在这样的日子里,仍然赐我平安与喜乐,让我在家中一如既往地读经、祷告和写作。感谢主,让我能够以这种短暂地失去自由的方式,承担一部分的“六四后遗症”,这是我个人的荣幸。相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如果我没有被列入到被监控者的名单之中,那才是我最大的耻辱。我并非受虐狂,因为唯有如此,我才能以此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的心志。
   是的,他们可以剥夺我身体的自由,却不能剥夺我心灵的自由;他们可以暂时阻隔我与教会的联系,却不能阻隔我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可以窃听甚至切断我的电话,却不能禁止我在家中流泪祷告。我从那些监视我的人的脸上看到了羞愧与无奈,由此可以想像,那些给他们下命令的人,以及在命令的终端的那几名最高级的决策者,可悲地生活在一个缺乏爱与同情的环境中,他们的日子是何等的枯干与惶然。二十年了,谁是害怕“六四”的人呢?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是躲藏的在中南海重重院落里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他们比我更不自由,他们在恐惧中无法安眠,他们手上的血迹怎么洗都洗不掉。在凶手的家庭里,父亲不是父亲,儿子不是儿子,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只能依靠权力和金钱来维系,他们又怎能有平安、怎能有幸福呢?
   六月三日的上午,我收到了方舟教会会友、“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弟兄发来的一则短信:“余杰弟兄,主内平安!我刚刚坐上警察的车送女儿上学,国保警察就不让我下车了,直接拉我出北京,并没收了我的手机。‘六四’当天我要绝食祷告。以马内利。”之后我便再也无法联系上他了,愿他在郊外的幽禁之地平安,愿上帝的杖与上帝的杆保守他。这位在“六四”中失去了一条腿并因手术不慎染上多种疾病的弟兄,在此后的二十年内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和加害,若不是被耶稣基督拣选为基督徒,这暗无天日的二十年,真不知如何才能熬过!他短信中的“平安”一词,让我深受感动:在那无边的苦难的压迫下,他仍然能感受到基督徒的平安,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发表之后,有数百名基督徒签名参与。当然,海内外华人教会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某些游走于大洋两岸的、“学者型”的基督教界名流批评说,这是在“玩弄政治”。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将某一议题作“政治化”的处理,是将对方置于无从辩解之地的绝佳策略。然而,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热情洋溢地为奥运会祷告就不是“玩弄政治”,而含泪为“六四”祷告就成了“玩弄政治”。当那些“高级基督徒”,总是选择站在强者一边而不是弱者一边。他们却不知道,与此同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就被他们抛弃了。发表这样的宣告,不是“玩弄政治”,乃是实践基督徒的召命。洪予建牧师在《“六四”的伤口》一文中指出:“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政权大肆迫害犹太人,天主教自始至终不曾发表过一个字的谴责,这成为历史上无法抹灭的污点。殷鉴不远,在关乎公义的大是大非上,华人教会不可对罪恶抱持无关痛痒的态度,而自绝于广大同胞的苦难之外。面对‘六四’这历史的伤口,我们最低限度是表达立场,这是基督徒众多文化使命中的一项。有人为此切切代祷,有人私下关怀受害者,有人出面谴责‘不肯认罪’的罪,表达方式尽管不同,一样都是出于神的爱,一样都是承担了文化使命。”是的,正如欧洲伦理学会主席、德国神学伦理教授乌瑞希所说,基督徒的公共召命是符合圣经传统的,先知耶利米便要求人们“为那城求平安”,“这成为公民召命的模范,要实践公民责任不是指要推行自己的政策或追寻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是成为众人的仆人,为了他人的需要成为市民公仆。韦伯和其他社会学家都确认这种召命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色,他所蒙召去做的不是有明显宗教意味的工作,而是完成世俗的工作,但这是根植于宗教的自由。”
   这是一个认罪的日子,我们要作认罪的祷告。《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与其他那些关于“六四”事件的宣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将“认罪”看得高于“谴责”。仅有谴责是不够的,单向度的、居高临下的谴责只能表明,谴责者将自己放置于罪恶之外;而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外在与罪恶,“六四”的屠杀和“六四”之后中国的沉沦,我们都有份。因此,这份宣告如此真诚而沉痛地承认并宣告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特别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忧伤痛悔。我们身为基督徒,甚至奉献成为牧师、传道人,有些却因着偏颇的神学立场,将圣俗断然两分,把自己禁锢在一个与世上的苦难和罪恶隔离的自义国度中;有些则因着懦弱、麻木的良心,胆怯地活在骨肉同胞的政治苦难之外。我们不敢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不敢向着无辜坐监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不敢在一个黑暗的世代指责罪恶,以至于事实上我们成了伪善的基督徒,默认并且纵容了不义者。”感谢上帝,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感谢上帝,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罪,并开始了漫长的、甚至延续一生的“刮骨疗伤”的历程。感谢上帝,让我们对罪有了一种敏感与敏锐,并生发出指斥罪恶的信心与勇气。
   这是一个哀伤的日子,但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才更需要大声祷告、祈求平安。当年,在犹太民族面临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的时候,上帝兴起耶利米来,从耶路撒冷写信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民众,并生存的长老,要求他们“为那城求平安”。这一训导如今临到了北京,临到了中国,临到了所有有华人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单要为自己求平安,为教会求平安,还要为北京求平安,为中国求平安。我们不单要祈求上帝亲手作工,将那些凶手和领导人的石头心换成肉心,让这些倔强任性的驴驹回转过来;我们更要祈求上帝亲自来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失去孩子的母亲和父亲,失去父亲的儿子与女儿,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妻子的丈夫,因为靠着人的力量无法安慰人,唯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安慰人。
   我们这个民族陷入自相残杀的绝境实在是太久了,以至于我们不把罪恶当作罪恶,不把耻辱当作耻辱,不把生命当作生命,不把鲜血当作鲜血。在北京,在中国,我们更多的同胞尚是从未听到福音的外邦人。他们与我们无干吗?他们与我们有关。他们是我们的骨肉之亲。让我们从此时此刻起,以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声地开口祷告。这样的祷告必蒙上帝的垂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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