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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光:诗从语言始, 到政治止——诗学解构止于政治论


   
    后现代主义诗学有着强烈的本体论怀疑特征。这种怀疑特征标定了那种现代主义式的“超越”成了问题。对于诗学,“向上”的形而上学宣告破产,“向下”的形而下学成为现代的亟迫现实语境。所以,“超越”现实和“干预”现实谁个更切近现实乃不言而喻,而且一切“超越”的向度成为一切“干预”的材料为“向下”的拓展标定了共同努力的操作新方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本体论怀疑论是建立在现代主义对自我和历史的怀疑的有其自在承续性的基础上的。但为什么现代主义的怀疑论(主体怀疑论)又是未完成的怀疑革命论呢,而历史地留给了后现代主义的怀疑革命论来解决呢?结论正在于此。因为,现代主义的怀疑论只是对自我和历史的怀疑而已,所以,现代主义的怀疑论是不彻底的、没有止于边界而飘在天空的形而上学论。形而上学怀疑论,只对过去和自在怀疑,而没有对现在和他在怀疑,这就是关键所在。只有后现代主义,才能完成其更现实的怀疑论革命,从而关注当下语境,并将诗学的形而上学革命拓展到诗学的形而下学革命,使诗学解构革命止于政治。即: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
    超越现代主义诗学而获得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世界观的斯潘诺斯这样指出:“解构意识意味着存在─—包括文学话语的存在─—组成了一种不可分解的横向的(lateral)连续性。这一连续从本体论开始,尔后通过语言和文化而止于政治。”(斯潘诺斯:《复制:文学与文化中的后现代机遇》)为什么说“止于政治”?这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区别的主要特征。由于现代主义诗学革命是单向度的,是以前期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存在主义作为行动哲学的,所以他们的怀疑论和解构诗学止在语言文学单面上,未止于文化政治多面上。不容否认,无论是达达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这种主义的急先锋学派,无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精神,甚至比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话语更为激进。但他们的解构是仅限于内在层面的,或在弗洛伊德式的梦境里。对现实的外在和现实的内在的此在之关注不够,甚至漠不关切。同时,他们在解构话语上也仅限于文学革命之内,对哲学话语、社会学话语、政治学话语等等,这一系列横向领域上所涉不多,或所涉不在当下、不在实际上,还没有把解构的主调锋芒直指中心思想的现时─—现实意识形态上。就中国大陆的现代主义怀疑革命而言,北岛们所涉的并不是解构话语,而是结构话语。其结构的范畴,又是用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话语范围的;其话语范围,也并非直(截)指(涉)政治结构的现场材料,即并非是此在的场境话语,而是非在形而上学之梦的意象叠加的自在话语,是以高扬“自我”为旗帜的。这种意象的隐语使用并且过滥,其严重遮蔽了这种意象的明语的现场性,而且意象叠加本身造成的互相消解,使之意象的所指非在和能指此在互相抵御和挤兑不堪,完全破坏了能指对在场意识结构和现实形而下学语境的干涉性,如此它的现实性与作者主体的隐喻愿望则望其项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能指的意识形态往往体现着摸不着、看不到的形而上学准政治化(如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话语,而未体现现场的、当下运转着的形而下学的政治话语。再者,他们所批判(还谈不上解构)和结构的基本上都是对历史和自我过去年代的反思(如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如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杨炼的《诺日朗》等名篇),是以过去年代当奴隶的痛恨和这种痛恨所滋生的想做当代英雄所指的向往,而没有对当下体制话语的批判和对现时政治的严肃考量,使他们的话语永远是浮在人们天国的非在场的夕日之梦。还有,他们的意象营造的词语也是互为仿模或者赝句过频的,其原创性值得怀疑。由此可以说,他们与其说是打破或涉入了政治禁区,还不如说他们是用目光所视到了的这个禁区(还可勉强),而他们从未用脚步亲自闯入这个铁丝网严布的禁区。所以说,在中国政治这个最敏感的禁区,他们仍然是在外面徘徊流连、怀疑猜测、梦想意象、潜意识诅咒的和浪漫主义情怀假想与遐想的柏拉图之《理想国》、超现实主义意志勾划与计划的莫尔之《乌托邦》。到了第三代,在一片文化痞子革命的 ** 北岛的杀声中,竟然脱离并扬弃了北岛最可贵的准解构政治话语的话语倾向。他们一个个在文字游戏中玩起了空手道,大肆上演一幕幕空穴来风的林林总总的边缘的游击主义话语,即游击游击,游之权力的边缘话语,而并不击中权力的中心话语。他们在所谓的反崇高、反英雄、反价值、反文化的喧嚣中,其反掉了文化的崇高性,而没有反掉权力的崇高性;其反掉了平民的英雄性,而没有反掉官贵的英雄性;其反掉了历史的价值性,而没有反掉现实的价值性;其反掉了社会的文化性,而没有反掉政治的文化性。无论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还是于坚的《尚义街6号》;无论是周伦佑的《自由方块》,还是杨黎的《冷风景》;无论是西川的《体验》,还是海子的《打钟》;无论是陈东东的《雨中的马》,还是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无论是柏桦的《表达》,还是万夏的《农事》;无论是翟永明的《静安庄》,还是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等等……由此,他们在政治话语禁区面前,则都走向了边缘的、不伦不类的、没有力度的非意识形态化,走向了庸俗的平民意识的日常琐碎话语的比北岛们更为潜化了的止于语言上的疯人呓语。
    如果说第三代这是在形式上的对北岛们的革命,这是必须肯定的,也切实给中国诗歌在近代以来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形式飞跃,那么就应该同样铭记北岛们亦即在更艰难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更突出的比他们更具有历史前卫意义的即主要是内容其次兼形式的开拓性革命功绩。其实也不尽然!我们中国当代诗歌历史在这里不能不特殊提到的一个重要真实是,其实中国新时期现代诗学的真正开创者或第一人,即是一直被中国大陆官民双重诗坛深深埋没的敢于第一个吃反现政意识形态化螃蟹的、而又一直坚持这种反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诗歌写作的创世纪英雄诗人——就是黄翔。黄翔是比北岛更早得多的、更勇敢、更彻底、更纯粹、更划时代的真正把写作话语自觉止于当下政治和历史政治(文化)语境的、既反现时 ** 政治也反历史霸权主义文化的开一代先河的中国新时期本土化现代主义启蒙诗人。实际上,无论是食指还是北岛以及芒克,其都是在黄翔之后并在黄翔的或多或少地重要影响与启发下相继走出来的。特别是被伪当代诗歌史约定书成的“朦胧诗”(所谓隐态遮蔽的犬儒写作是矣),只不过是黄翔从贵州到北京一路扇起的反意识形态化写作的“明朗诗”(即显态与隐态双重并举的毫不遮蔽也绝不投降的批判 ** 主义写作是之)的变种和为之招安官方而已。可是由于黄翔当时坚持的毫不妥协、绝不投降政治的写作路线与实践而没有被官方选择和认可,并不仅如此还遭到了当政意识形态的严酷打压、封锁、围剿和反复监禁,所以黄翔的笔扫千军的真正声音才在大陆广泛诗界鲜为人知。而北岛由于相应地采取了朦胧的隐态写作,即有意逃避和放弃了来自黄翔式的显态写作锋芒,实际上就是狡猾地走了一条逃避险境的寻求官方安全庇护的投降主义写作之路,因而被官方钦定的诗歌时代(意识形态化)马上选择并予以扶植,这才最终出了大名的。就文学承传本身而言,北岛是有意承传了黄翔所开创的对历史的文革极左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而故意没有选择或放弃了亦是黄翔所最主要开创的对现时的 ** 极权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与反抗精神,如此,相谋而合地便迎合并招安了官方政治中心权力话语正在展开的对历史(文革)极左中心权力话语的反思与批判。历史历来咄咄怪哉的是,为什么北岛受到黄翔的启蒙而又在他出名前后有意避开或者拒绝了黄翔呢?这除了北岛恐惧黄翔所具有的巨大艺术遮覆力与时刻突出的政治危险性以外,别的可能无法再准确地说清了。这也正是犬儒主义始作甬者由此之始的内在心理因素的真正原因所在。朦胧诗朦胧诗,其真实涵义就是,从显态的即明朗的对当下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批判上,后撤到或招安于隐态的即朦胧的对历史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批判上。有关这些将是中国当代诗歌史须重新改写和研究以及平反昭雪的历史重大课题。由于本文着重其未被历史埋没的朦胧诗歌与第三代诗歌相间的谁个更有批判政治精神的比较问题,所以在此历史重大课题上只作引荐说明,并暂时打上休止符,而将有待于笔者再专门研究时是见。话说回来,朦胧诗歌和第三代诗歌,这是紧密相联的前后均置同样语境时空下的两代诗人的各自命名之圭臬的。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显然不是就成就而来论圭臬的。如果说黄翔、北岛、食指、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芒克和多多们的结构诗学或准解构诗学,是建立在批判意识形态和结构形而上学层面的,那么以周伦佑、李亚伟、杨黎、韩东、于坚、西川、廖亦武、欧阳江河和王家新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的后结构诗学或前解构诗学,就应该是建立在批判政治权力话语和解构形而上学层面的。然而,并非如笔者在此所愿。不管第三代主观努力如何,也不管他们的反价值、反文化的宣言如何,他们在严格意义上的诗学只能谓之曰前解构诗学。他们的诗学实质上还是建立在反思历史意识形态或只是非现实意识形态化。他们表面上的形而下学的写作倾向,其实质上还是形而上学的梦幻工厂。他们只不过是拆毁了一个梦幻工厂,又建构了一个梦幻工厂。他们的笔尖锋芒出手已钝。以钝刀解牛,牛僵而不死,牛逼更牛:不但权力话语没死,语言 ** 话语也没死。在这方面,第三代比之朦胧诗派是更缺少锐气也更是狡猾的一族,这也是在整体素质上普遍缺少了信仰所至,并把传统的知识分子身份精神业已宣布失效。他们逃避政治,故意绕开血淋淋、活生生的并无处不在的充满了杀机的 ** 体制的现实桎梏。他们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有的还把这种卑鄙的反知识分子、反文人的此在人文主义精神当作写作者的时髦,甚至还要冠冕堂皇地加以策封,以利自诩。他们的诗学语言虽然比北岛们更文学化了,但他们又以一种粗俗面目出现的非严肃性的“宏大叙述”开始粉末登场了,并不时地以新传统主义、新寻根意识向过去时代去拥抱自己元话语逻各斯。他们的话语能指和所指一旦指向真正的现场权力话语,便脑筋急转弯了。解构笔力也就到此适可而止之,即止到语言为止,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的“解构权力话语”也是置在知识、文化、俗俚、语言的权力话语和一元中心逻各斯上的中心话语而不能自拔,其根本没有大胆地实践(或实验)在在场的对哲学、社会、体制、宗教、政治等直接干预的层面上。他们的解构锋芒只指返神的历史、超拔的自我和琐碎的个人层面上,是空前浩劫的泛前文化、前意识、前结构的所谓本体存在主义的集体写作。他们不但没有脱离现代主义的干系,有时还强化了现代主义的“超现实”与他们的发展关系。他们反思和消解的也并非人文历史,而是个人历史和个我集体无意识及其这种颓废的自我无意识。他们置社会现实历史于不顾、置社会当下改革风潮于罔闻、置个体现实共有的疼痛于脑后、置官倒腐败的当时课题于身外,等等,无不无病呻吟、诘屈聱牙、渲泄自为、无关自在、更非他者,把语言躲进象牙塔中,把自我遮盖在小圈子的自我兜售的破帽中,还自傲自狂地坐在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他们只会形式而形式,而很少会把内容当作材料来形式化。他们光知道形式就是一切,而不知道也不重视什么样的形式反映什么样的内容。这与朦胧诗人的一样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朦胧诗人只知内容的此在,而不知把内容化为此在的形式——使内容成为形式的非在。第三代诗人同样如此撇脚:就其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作而言,也失去了朦胧诗人诗学的那种对社会的强大震撼力和感染力。诗人的行为进一步异化为“物我”,进一步发展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鬼附,进一步成为艾略特结构的“荒原”上的野狼。诗人对个人内在现实的张扬和对人民内在的现实及社会外在现实的解构,乃形式两端无连结状态。在前者,诗人不但没有成为“超现实主义”者,反倒成为“异化主义”者;在后者,诗人不但没有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倒成了“有社会主义”者。由此说,第三代诗人虽然比之朦胧诗人更后现代了,而且在创作手法和诗学意义上,也已经比朦胧诗人更大趋势地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但在严格意义上,特别是诗人思想意识的成熟度上,他们还是准后现代的,并不是彻底的解构主义怀疑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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