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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们曾经离民主只有半步之遥
(就魏京生的采访报道再谈民主远近问题)
徐水良
2009-6-22
读了魏京生基金会发表的《德国〈星期五〉杂志每周主题发表对魏京生的采访:“与20年前相比,中国距离民主更近了”》一文。我觉得有必要再谈谈这个问题。
因为,中共改革走入歧路、民主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的观点,是首先由我提出来、并且反复论述的。
一、比喻
这里,我先用比喻、隐喻的方法,来描述这个问题。
从专制走向民主,往往要走遥远的路。但是,经过长期准备,建立民主制度、实现民主的关键一步,却往往是一个巨大的跳跃或飞跃。这一步非常重要。跳过去,民主就实现了;跳不过去,就失败,专制制度取得胜利,民主进程有可能经历巨大的倒退。
二十年前,我们进入这关键的一步,开始跳跃。结果,东欧、苏联,甚至蒙古那样落后的国家,都跳过去了。而最早起跳的我们,却失败了:起跳以后,在离民主半步之遥的起跳半途上,被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法西斯权贵专制集团,动用几十万大军,血腥屠杀阻挡,被他们反攻回来了。结果,这一个倒退,一退就是二十年。
跳跃的失败,倒退的产生,当然首先要怪邓小平权贵集团的凶残和野蛮,但同时也要怪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自己起跳的决心和力度都很不足。
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民主力量,继续抗争,努力挡住中共的反扑,并且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把它推回到接近新的跳跃或飞跃的起点。尤其是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简称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展开、以及它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主力,中国民主的进程,已经呈现势不可挡的趋势。
虽然花瓶民运无可救药地衰落,但是,全民性的民主民权运动,却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兴起和展开。
这个反共抗暴民主民权运动,从早些年的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等等开始,及到近来的512、周老虎、瓮安、杨佳、躲猫猫、侵犯幼女的深圳海事局林书记屁民事件、官员嫖幼女、宝马车撞人、邓玉娇、石首事件、接连不断、绵绵不绝的反抗低价强制拆迁和暴力拆迁,等等等等,一系列事件,中国的民主民权运动,逐步发展壮大,遍及全国,铺天盖地。这个民权运动,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命运。
今后,在民权运动面前,中共只有两条路:或者容忍,那么,民权运动将一步一步推着中共向前走;或者中共无法容忍,展开镇压,那将激起民变,导致中共的快速灭亡。
在中共面前,除了这两条路,已经没有其它道路。
我们未来民主的准备工作和起跳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二十年前的水平。
从这种意义上,中国民主的进程,离民主越来越近了。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达到二十年前已经到达的起跳阶段。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离民主的距离,可能还有起跳前的几步,加上不久以后起跳的一步,比二十年前的起跳以后的半步距离,仍然要更远一点,“与20年前相比,中国距离民主更近了”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因此,从进步因素有利因素看,从潜在的力量和必然性看,我们离民主更近了;但是从现实的民主进程看,我们并没有更近,仍然是一样远,甚至还要更远一些。
二、不同因素
下面,我们从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
先接着从上面第一部分后面已经谈到的不同因素、不同力量的角度,从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大陆改革走入歧路,在自由主义帮凶鼓吹和支持下实行大抢劫大掠夺的邓式改革,人为制造了一个反对民主化、反对政治改革的既得利益的特权官僚和太子党权贵集团,为政治改革制造了巨大的阻力。特权官僚们允许政治改革的意愿越来越小,反对政治改革的意愿却越来越大。就官方体制内而言,民主化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这些观点,首先由我提出来,并且在《走入歧途的中国改革》《中国改革再反省》《再谈“左派”和“右派”》《全国无数“太石村”呼唤革命》《抛掉幻想,做好准备,迎接革命》《是从根本上思考基础经济理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了》《是否坚持政治改革先行,是民主派的真、假标志》等等许许多多文章中进行了反复的论述。
对魏京生提问的那个记者和上面提及的这篇报道的标题,显然是针对这些观点提出来的。但是,问题的提法和标题,都很不科学。并且明显违背了魏京生先生的回答,即“与过去差不多遥远”的本意。有误导之嫌。魏京生先生显然在记者不科学的抽象提问之下,有点不知所措,讲了几句从进步因素谈论问题的话,结果被利用,被错误报道。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地提出问题。因为从不同的具体角度观察,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巨大差别。对中共走入歧途的改革而言,人为制造反对民主化政治改革、搞大抢劫大掠夺的权贵阻力集团,阻力越来越大,对民主,无疑是一种大倒退,因此是一种把中国推向与民主化政治改革越来越远的力量。
但是,全国反对派和老百姓的巨大觉醒,又是一种相反的,把中国推向民主的力量,使民主越来越近的潜在因素和趋势。
我的论述,是批判中共及其自由主义帮凶的谬论经济决定论,批判他们那种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推动政治改革的谬论。
中共的经济改革,制造了一个全力反对民主的权贵抢劫掠夺集团,从民主阻力而言,现在的民主阻力比三十年前大得多,从这一点而言,经济改革不是促进了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向民主,而是增加政治改革的阻力,离民主改革更远。
但是,中国不是只有中共,民主进程也不是只有中共的改革,中国,还有老百姓,还有反对派,还可能有官方改革之外的民间起义和革命。后面这些因素得到巨大的进步和壮大,远远超过了二十年前。
从民众觉悟看,从这些进步因素看,民主当然是更近了。
三、不同道路
最后,我们从选择不同道路产生的距离远近,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讲的“越来越远”,也是从不同道路之间的对比,来讲这个问题。
对中共选择邓式改革的一条道路而言。时间前进三十年,群众的觉悟前进了三十年,走现在的邓式改革道路,离这条道路走向民主的时间,现在当然是比三十年前近了三十年。
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
第一、我们完全可以不走“总设计师”邓小平根本没有事先设计的实用主义道路,即不走邓式改革道路,也即不走先搞经济改革,后搞、甚至不搞政治改革的道路。我们可以选择走首先进行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带动思想、经济、教育、文化和其它所有领域的改革的道路。
如果那样,中国就不会产生一个人为制造的官僚太子党权贵阻力集团,中国的改革,就会相当顺利,中国早就实现民主了。按照我的研究,走这条道路,只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初步成熟的民主制度。我在1997年底写的《中国改革简纲》,仍然是这个时间,就是花十年时间,走改革(改良)的道路,可以实现民主。
事实上,台湾等的实际经验表明,这个过程也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第二、即使当时不走最理想的道路,而是走苏联东欧那样的实际道路,那么,中国二十年前也已经实现民主了。
所以,我说,颠倒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程序,先搞经济改革,想用中共邓式经济改革带动政治改革,以为这是政治改革的正确道路,是完全搞错了方向,走错了道路。走了巨大的弯路。包含了巨大的倒退。大大增加了走向民主道路的距离。这种改革,使民主不是更近,而是更远。
如果没有经济改革制造出来的权贵集团的阻力,现在搞政治改革,也会容易得多。
所以,邓式改革拉远了中国与民主的距离;时间进程和进步因素拉近了中国与民主的距离,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只是,前者讲的是改革(改良)道路;后者讲的是革命道路。
此文于2009年06月2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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