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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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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五十)

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五十)

   巴山老狼 著

   第七篇 : 中华民族第三次大劫难 文化大革命狂飙(上) 从炮轰刘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章 疯狂红卫兵打砸抢誉为文化革命 乱斗工作组关管杀挑起全国大乱

   

   为把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集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清晨五时,太阳刚刚升起,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由一位年轻女兵陪伴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毛泽东手拿军帽一再向群众挥动致意。随后登上天安门城楼,霎间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声震云天。

   约七时许,一千五百名被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接到了通知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道检阅游行队伍。红卫兵代表们欣喜若狂。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以表示对他们首次在北京点燃文革烈火的褒奖。聂元梓等人则以“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爱戴之情。

   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宋彬彬(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将一个红卫兵袖章佩带在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宋答:“宋彬彬”毛泽东当即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宋彬彬当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宋要武。毛泽东请宋要武在麦克风前讲话,宋要武万分激动地、热泪盈眶地说了一句“现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就站在我的身边……”话没说完,毛泽东就兴高采烈使劲鼓掌说:“好!你说得好!你说得太好了!”

   据说“宋要武”小姐,在一年多后的武斗中遵照毛泽东的“要武”教导,连杀二人。

   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全国青年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不知世事的青少年们自以为是革命的“接班人”,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兴亡。他们身着绿军装、臂带红袖章,走向社会,到处冲杀。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动犹如拔地而起的二十级台风横扫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成了红色恐怖笼罩的世界。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无恶不作的红卫兵们犯下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毁灭文明的、野蛮的、血腥暴行。据严家其夫妇所著《文革十年史》载:

   

   从八月二十日起,首都一些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讲,反对四旧。

   ……由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除四旧不几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不仅是如此,实际上蔓延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笔者注)新华社八月二十五日讯“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的四旧发动总攻击。”

   除四旧从改名(改商店、待道、工厂、学校、公社)开始。八月二十四日,首都组织三百四十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美国人创办)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如此等等。除四旧不只是改名,它还包括剪长发,烧戏装、剪长辨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裙子、改警服、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斗民主人士……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集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关于打人,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打死一千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打杀。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们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传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从此斗打、乱杀日益严重。由斗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坏分子,发展到消灭几十个,发展到乱杀家属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直到市委书记马力到县制止,事态才平息。

   关于砸文物,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和教职工及其家属数百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释加牟尼塑像,有两个小塑像被红卫兵拖走。八月二十七日晨,山东冠县二十中全体师生砸武训墓,挖出武训尸体,接着抬尸游行,并到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骨殖砸烂焚烧。在这前后,海南毁了海瑞墓、河南洛阳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的无数小佛的头。进入九月,砸风更盛……北京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文物普察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被毁于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钢厂就抢救出各类文物117吨,从各个查抄物质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损毁的更是难以计数)

   关于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一百多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抄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八月二十三日夜到二十四日晨,个别红卫兵散了致各民主党派机关的《最后通谍》,限令七十二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内容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据说民主党派的通告是周恩来一手导演的。当红卫兵大闹民主党派时,民主党派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为保护民主人士,叫他们主动向红卫兵交权。以免红卫兵们乱砸一气。在血雨腥风的打、砸、抢年代,这主动交权一事倒颇为滑稽。)

   关于抄家一事。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抄家。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八日,上海红卫兵在全市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教师1231户。苏州被查抄财物的共有64056户,财物中仅图书、字画、文物就达十七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为生命的取名为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收音机、钢琴、手风琴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所。堆集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据不精确统计。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抄走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玉器等61.36万件………

   ……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五界(即学术界、行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普遍地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北京大学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短短几天内就有一百多人被抄了家。有的教师书籍被抄一空。有的教师连必需的生活资料也被抄走。教职员中被挂上黑牌监督劳动的人数数以百计。八月二十三日,“人民艺术家”老舍惨遭红卫兵毒打并被送到派出所,一代文豪老舍不堪凌辱,二十四日投身于北京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九月三日,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自缢而死。……

   ……

   

   那时的中国,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乡村,从矿山到工厂,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是疯狂的红卫兵在举着革命大旗横扫四旧。他们见庙宇就砸;见古书就烧、见地富反坏右就斗;见牛鬼蛇神就打,见民主党派人士就抄家……直斗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中国变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红卫兵们横扫四旧后,紧接着就是全国大串连。

   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八月十六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陈伯达的讲话成了大串联的动员令。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此通知就学生到北京免费吃、住作了具体规定。

   自九月五日起,全国的大中学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几千万满脸稚气、满腔赤诚的红卫兵身穿绿军装,手语录本,背着红书包,吃饭、乘车、住宿都不要线,实为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观。毛泽东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大串连行动,继八月十八日之后,又于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十五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前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沸腾的红卫兵们挥手致意时,当毛泽东乘敞篷车缓缓行进在百万红卫兵队伍中接受欢呼时,当红卫兵们满怀豪情、满腔热泪地把能看上毛泽东一眼作为人生最大幸福时,当红卫兵们声嘶力竭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的形象在红卫兵和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陡然高入云天!

   毛泽东从支持青年学生到北京大闹一场,到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到支持红卫兵大串连,到八次接见红卫兵,其目的正如严家其先生在《文革十年史》中所说:“一是在红卫兵中和全国范围内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峰。二是依靠无限崇拜毛泽东的红卫兵,冲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通过红卫兵全国大串连,使全国运动连成一片。经“敢闯、敢干、敢革命”的红卫兵一冲,任何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就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来进行史无前例的革命了。”

   正当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发如火如荼之际,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开始了革命造反大串连活动。这样一来,给中国的交通运输带来空前的巨大压力。在火车上满员一百余人的车辆内挤上二、三百人是常事,过道上、茶几上、椅子上、行李架上,……凡能立人的空间教挤满了革命造反的“红卫兵战士” 。连车箱的厕所内也要挤上六、七人。车箱上的弹簧几近断裂。客运的紧张造成货运吃紧,大量的生活物质,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又危及生产和生活。……在此严峻形势下,周恩来在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后,经毛泽东同意号召徒步串连。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几个著名“圣地”延安、井冈山、遵义、瑞金、韶山、大寨、泸定桥、北京等更是日日爆满。时值严冬,衣食住宿问题难以解决,不得已动用空军向赶赴圣地的红卫兵们空投粮食和衣物。就在这样严重危及国计民生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红卫兵大串连依然兴趣极浓,于十二月间又提出在全国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的红卫兵。但毛泽东的提议几乎是白日做梦,没有实现的可能。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了出停止串连的通知。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连方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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