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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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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铁血中共:19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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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多发票子几十亿元,另一方面是国家掌握的商品急剧减少,库存锐减。这两方面失衡,物价就上涨。许多商品国营有价无货,自由市场上价格高于国营牌价达数倍至十余倍。一九六O年零售商品的货源与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差额高达74、8亿元,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10、4%。

   人民生活方面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陷入连续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严重困难之中。

   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据调查,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06斤降为一九六O年的327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23.4%。植物油的平均年消费量,由一九五七年的4、8斤下降为一九六O年的3.7斤,下降了23%,其中城市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31%。猪肉的平均消费量,由一九五七年的10、2斤下降为一九六O年的3.1斤,下降了70%。其中城市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78%。

   人民身体素质下降,加上长期紧张地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一九五九年是6.72亿人,一九六O年为6.62亿人,即减少1000万人,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一九六一年总人口应比一九五九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一个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千万,一个经济损失估算三年为1200亿元,这集中地说明了三年“大跃进的惨重代价。

   而且后来又用了五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使之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产量水平。国家的建设走了大弯路,在一些重要方面丢失了八年的时间。而恰是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与他们的差距拉大了,这又是一个长时间中弥补不了的重大损失。

   

   丛进先生写此书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师职干部、大校军衔。其著作资料来自于中共官方。而中共官方所公布的东西都是把灾难尽量缩小。实际情况远比该书所描述的严重得多!书中透露出的一九六零年农民人均年口粮仅264斤,且没有任何副食品,就能看出当时农民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惨状!

   丛进先生书中的“饿死和少出生人口四千万”并非精确统计数字。而且这一数字所包括的时间跨度仅两年。实际上饿死人在一九五八下半年开始,直到一九六二年夏粮丰收为止,时间跨度达三年半。若以上统计数字是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一月的数字,那么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一九六二年夏粮丰收前这一年零五个月时间中饿死的人并没计算在内。若以上统计数字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数字,那么一九五九年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饿死的人并未计算在内。两年中饿死和少生四千万,那么三年半时间至少应有七千多万饿死和少生的!

   特别应该提及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就在中国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三年间,毛泽东为了换取黄金美元,反而大量向国外出口粮食!据史载: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间,中共向东欧共产国家出口的粮食达四百多万吨之巨!不但大量出口粮食,甚至向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非洲国家送出大量粮食!

   三年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近四十年来,中共当局对此讳莫如深,二○○○左右,中共官方著史,说的是活活饿死三千七百万!

   一九九三年六月,笔者在四川省图书馆看到某杂志上发表的军队作家金辉先生的文章,金辉先生根据中共官方所公布的直接和间接资料详细推算出了一个结果:三年大跃进活活饿死农民达五千三百万人!

   笔者后来用一简单方法作了一个计算:一九五七年中国人口官方公布是六亿五千万人,一九五七年出生率与死亡率相抵后净增长率为2.3%,依此类推,正常年景,若无大规模饿死人情况出现,则一九六五年中国人口应是八亿人;但官方公布一九六五年中国人口普查仅是七亿二千多万人。那么三年“大跃进”饿死和少出生的人口达七千五百万左右!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末出现饥荒的省份和城市人口继续高速增长,所谓少生只是在出现饥荒饿死人的省份的农村。少出生人口若以一千五百万人计,饿死人数至少在六千万以上!

   这真是一幅尸横遍野、白骨如山、鬼哭狼嚎、惨不忍睹的“反右倾”“战果”图!这就是毛泽东三年“大跃进”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中国人民的白骨能垒出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的高峰!

   毛泽东欠下中国人民如此一笔巨额超级血债,自感难以向中国人民交待,因而编出了两点理由:

   一、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其实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局部的自然灾害年年都有,但从未有全局性的灾害发生。据气象资料表明,“大跃进”时期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它年多,把人为制造的灾难归罪于老天爷,老天爷能答应吗?其实毛泽东的这一谎言在一九六一年被刘少奇当众戳穿。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缺点错误恐怕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二、 苏联逼债造成的。苏联逼债一说又遭到刘少奇的抵制,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会上作报告。毛泽东审阅的报告上本有“造成当前困难原因是苏联逼债”的词句,但刘少奇在宣读时故意将此话删去。

   为弄清“苏联逼债”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笔者曾多次查阅中共官方所公布的相关资料,但万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苏联逼过债。撤退专家是事实,但从没有逼债一说。与此相反,在丛进先生所著《曲折发展岁月》中记述:中苏反目后,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大批农民饿死的事,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五十万吨白糖以解燃眉之际,以后丰收了再偿还。但此时的毛泽东正想把饿死人的事推给赫鲁晓夫,岂会答应?若接受了赫鲁晓夫的粮食援助至少能救活二千万中国农民!

   关于苏联逼债一事,笔者当年还是一个儿童时就听大人们说:苏联逼债时手段毒辣,中国送去抵债的鸡蛋、桔柑等货物苏联方面派专人用一箍圈检验,若鸡蛋、桔柑等物恰从圈中通过即算合格,若大了或小了都一律不要,且不准中方运回国内,就地倒入河中。

   全国弄得最惨的地方要数河南省的信阳地区。据苏晓康先生《乌托邦祭》载:

   

   ……从一九五七年夏天开始,省长吴芝圃拿省委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党内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大跃进打下了基础。省长敢斗省委书记,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以反右倾为中心的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从那时就在河南司空见惯了。

   正是在这样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狂飙陡起之时,比别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准备。一九五八年春季,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四无省”,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吹牛浮夸之风也令全国望尘莫及:小麦卫星一直放到西平县的亩产7320斤,钢铁卫星一直放到新乡地区的日产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这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追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十分严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吴芝圃就是在这样的热昏疯狂状态下,背着河南农民无数饥饿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庐山的。八月中旬他从庐山下来,就更加恶狠了。他回到郑州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河南人民真正的大难临头了。

   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产210亿斤。但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成大丰年。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那帽子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账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跃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甚至喂牲畜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O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

   然而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间,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栏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 ;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傲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管辖的遂平县峭岈山卫星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还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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