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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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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二五)

铁血中共:1921-2008(系列二五)

    巴山老狼 著

   第四篇: 中华民族第二次大劫难―― 疯狂的大跃进、庐山会议、 五千万农民活活饿死

   第二十五章 “跃进”热身几亿人上阵除四害 “卫星”乱放粮棉钢牛皮吹破天

   

   跃进年代,中国的“新生”事物多多,荒唐事物多多,这里仅举其中几个典型事例,从中可看到毛泽东的大跃进的真实情况。

   其一,几亿人上阵除四害。

   谁也想象不到,大跃进的序幕是从“除四害”开始。

   自一八四O年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大门之后,不知何时,洋人送给中国人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这既与国人的蒙昧、落后有关,也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耻辱。毛泽东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后,总想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可惜他对科学、自然、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实在欠缺,不知“除四害”从何作手。多次冥思苦想后,最后祭出了共产党的“群众运动”的法宝。想通过一场群众运动,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毛泽东亲自视察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工作。一月二十四日杭州市举行两千多人参加的除四害竞赛大会,决心两年内使杭州成为“四无”城市。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命令各地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制亲自抓除四害工作。

   三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全国除四害大跃进协议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提出了一份倡议: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让麻雀上天无路,老鼠入地无门,蚊蝇断子绝孙。

   中共指示下达和除四害协议会后,全国各地“除四害”的声势越搞越大,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铺天盖地,报纸、广播、电台成天都在宣扬,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从未有过的亢奋状态。

   在除四害这场运动中,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的做法最为突出,规模最为宏大,理当彪炳千秋之史册。

   二月份,北京召开除四害誓师大会,各区纷纷表决心。市政府原定二年全市消灭四害,但各区宣布决心提前一年甚至四个月就干净彻底消灭四害。经过毛泽东、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北京市民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涌现出许多令今天的人们都“感动”的事。请看当时共产党报纸的有关报道:北京西四区福绥境的居民在摄氏零下二十二度严寒里用双手和泥堵雀窝、塞老鼠洞;双目失明的青年丁仲德亲自爬上房捉了九只麻雀;八十五岁的老人常德一个冬天用线网捕了三万多只麻雀;东郊区两个农民用火枪一冬打了一万二千只麻雀;驻军解放军官兵背着干粮下乡帮助农民挖老鼠洞、翻柴垛……。

   在除四害的基础上,北京市成立了“首都围剿麻雀指挥部”,王昆伦副市长任总指挥,决定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出动三百万人将全市所有麻雀一网打尽!全国各地也成立了相同的机构。毛泽东祭出对付蒋委员长的“人民战争”法宝来对付小小麻雀!

   总指挥部在研究了麻雀的飞行力和耐饿力的特点之后,制定了“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具体步骤: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和七时半趁麻雀觅食和回窝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让麻雀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着水,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同时在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撒毒饵,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神射手,让被赶到毒饵区、火枪区的麻雀都中毒、中弹死亡。

   最壮观的一幕开始了。四月十九日凌晨四点左右,北京三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杆、彩旗、火枪、鸟枪开进了指定地点。

   五时差一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亲自到“剿雀指挥部”督战。

   五时正,剿雀指挥部一声令下:“开始!”顿时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土地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林上、街上、院里到处都是人们的呐喊声,惊得麻雀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统统钻进了共产党的弥天大网里……。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北京市公开宣布:三天共歼灭麻雀四十多万只。

   一九五八年初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实际上成了一场名符其实的“大跃进”的热身赛。它为日后各行各业的“大跃进”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精神准备。

   其二,大放粮食卫星。

   全民除四害运动之后接着是全民大放粮棉“卫星”运动。

   毛泽东大批“反冒进”之后,各地共产党官员唯恐戴上“右倾”政治大帽,紧急动员起来,争先恐后地投毛泽东所好,大放高产“卫星”,浮夸风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吹牛皮到了令人无以复加的地步!

   请看当时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报道:

   六月八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小麦亩产达2150斤;

   六月九日,湖北省谷城县东民公社小麦亩产达2357斤;

   六月十六日,湖北省谷城县小麦亩产物4353斤;

   ………

   小麦卫星最高纪录是七月十二日河南省西平县的7320斤!

   这一纪录虽是世界纪录的七、八倍,但这小麦产量的牛皮吹得还算温柔了。接下来的水稻牛皮吹得来把天都要吹破!

   七月九日,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公社亩产超3000斤;

   七月十二日,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乡亩产3275斤;

   七月三十一日,湖北省应城县青光农业社亩产10000斤;

   八月一日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公社亩产15361斤;

   ……

   早稻“卫星”冲得最高的是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亩产达36900斤!若按当时世界早稻最高亩产1000斤来算,中国早稻“卫星”是世界纪录的36倍多!

   早稻“卫星”刚放完,中稻“卫星”又冲上了天!

   九月五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斤;

   九月十八日,云南省红河卫星公社亩产60000斤;

   九月十八日,广东省环江县红旗公社亩产130000斤;

   ………

   最大的中稻“卫星”在四川省“发射成功”!

   九月十八日,四川郫县友爱乡中稻亩产824525斤!

   (我的妈呀!一亩地就是堆也堆不下这八十二万斤粮食,怎么就能长出八十二万多斤粮食呢?!)

   农民大放粮食“卫星”,中共高官也大放卫星――

   安徵省委书记曾希圣八月二十二日宣布本省是早稻亩产千斤省;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不甘落后,九月十三日宣布河南省是第二个千斤省;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奋起直追,十月二十日宣布四川是第三个千斤省;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撰文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说广东一年种三造,平均亩产一万斤都是可能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也放出一颗超级卫星:九月二十六日,陈毅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自己因陪西哈努克亲王到广州,亲眼在广东番禺县看到亩产200万斤的番薯、60万斤的甘蔗、5万斤水稻的高产试验田!

   离奇的谎言吹到最后,《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社长说:“我们就怕想不到,想到了的我们都做到了!”

   为了增大“卫星”的可信度,共产党官员动员著名专家学者撰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论证,得出结论:只要耕种得法,一亩产几十万斤也不是难事!

   这些卫星到底是怎样发射出来的呢?请看: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组织几万人将数百亩成熟的中稻一夜之间移到一亩田中,随后组织全省、全国各地的人去参观!不只是四川省,几乎全国各放卫星的省都是这样做法!

   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农民出身的真命天子毛泽东本应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但面对下面的胡乱吹牛皮,他却装出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笑眯眯地点头叫好。以至今天人们还心存疑问:究竟是下面的人在糊弄毛泽东呢?还是毛泽东喜欢阿谀奉承的顺耳话,以满足自己的跃进梦和虚荣心?

   农民们原以为说了大话,放了卫星就算了,殊不知共产党官员却顺风扯帆,在放卫星的基础上高高地估计粮食产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高征购。以大跃进中名声最响的河南省为例,一九五八年全年粮食收成只有二百八十一亿斤,省委书记吴芝圃竟高估为四百五十亿斤,并强行高征购。为完成高征购任务,各级政府不惜对农民采取捆、绑、吊、打、直至逮捕等手段,光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达667人。仅息县58年到59年即饿死十万人!自然村减少639个!潢川、光山、息县孤儿就达12000多人!然而这仅仅是巨大灾难降临中华民族前的预演而已!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悲惨的人祸还在后面!

   一九五八年的下半年,在喧嚣的跃进声中成千成万的农民活活饿死一事毛泽东是否知情?答案是肯定的。据毛泽东的卫士长回忆: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听身边的警卫人员说他的家乡大量饿死人时,当即流下了眼泪并说:“多好的人民啊,我对不起他们。”

   既然知道已大量饿死人了,还要继续跃进,毛泽东作为一个统治者对待热爱他的子民们是何等的血腥、残暴、残忍!毛泽东的眼泪是鳄鱼的眼泪!

   其三、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将小社并为大社问题,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制定了有关文件。随后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最早的小社转大社是在河南遂平县、平兴县。一九五八年四月各办了一个6000――7000户的大社。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为了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便于集中统一领导、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毛泽东开始设想一种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后来的人民公社。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这次会议除对一九五九年高生产计划进行讨论外,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九月十日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公布以后,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到九月底,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即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百分之百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到十月底,全国的七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一哄而起,改组成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一万到二万的大社有532个,二万户以上的社有51个,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

   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办起后即问题成堆:浪费大,助长懒汉意识,老人、病人、幼儿、孕妇得不到照顾,而且共产党官员们吃不了大食堂的粗糙伙食,纷纷开起了小灶,搞起了特殊化。而放开肚皮吃饱饭的结果是寅吃卯粮。几个月后,粮食吃光了,饥荒发生了,公共食堂摇摇欲坠。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为了权力,为了脸面,坚持错误,强迫农民继续吃公共食堂。饥寒交迫的中国农民又继续在公共食堂里喝清汤,吃野菜,最后连树皮、地皮都剥来吃光了,才换来了毛泽东的“大慈大悲”与怜悯,一九六一年底,公共食堂宣告彻底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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