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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八))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现在谈一下1987年由于耀邦下台而引起来的反自由化问题和1987年秋季筹备召开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耀邦辞职。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顾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开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辞职。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反自由化斗争。
   
   1987 年是在反自由化的声浪中开始的。1987年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开始;而以强调改革开放、反对僵化、反对左的十三大结束,整个一年是这样过的。这一年的政治空气从年初到年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这中间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
   
   回顾1987年的经历,我在这一年的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月到4月是一段。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5月直到十三大召开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改革开放,强调防左,反对思想僵化,为十三大的召开作准备。
   
   这里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鉴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训,防止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乘机再搞扩大化。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场斗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不联系农村政策,不联系科技政策,不联系文学艺术风格等问题。这场斗争在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际上也只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须以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准绳,不得采用过去搞运动那套左的做法。
   
   因为1987年的春节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通知有待于1月28日下午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春节前不可能传达一下去。而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互相串门,传播消息。为了让这些反自由化的规定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别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开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对这次反自由化的范围、政策、重点、方法讲了一篇话,让人们知道中央对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节串门拜年时传递信息。我在这篇讲话中,特别讲了这段话:“三中全会以来规定,今后不搞运动。但过去人们搞运动搞惯了,一说要反什么,还是搞运动那一套。现在我们反自由化,为了避免用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开始,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政策、界线一概都不讲,只讲大胆放手,坚决,一个劲地反。结果呢,一开始就出偏差,搞扩大化,结果又不得不纠偏。这次我们要和过去搞运动的办法区别开来,一开始就要把性质、范围、重点、政策、方法讲清楚,什么能搞,什么不允许搞。一开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讲清楚。这才是不搞运动的搞法(因为当时不搞是不行的,大势所趋)。
   
   我的这篇讲话和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企图在反自由化中大干一场的人视之为束缚。他们认为这是束缚手脚的框框,是保护搞自由化的人。虽然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文件就把范围、重点、政策作出了规定,所以在那场反自由化中没有伤害更多的人,没有使全国的局势发生大的震动,没有搞乱经济,没有使改革开放遭到大的挫折,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点,在这段期间,无论接见外宾或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我都针对国内外反自由化是否会改变二中全会的路线,改革开放是否会收的疑虑(当时国内国外疑虑很多,大家一听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要收了),反复地讲: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而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实行得更好、更有保证。我重申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而且以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当时有人担心反自由化会波及香港,我在接见香港人士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而一国两制,就是允许在港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自由化。怎么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为了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两个缺一不可,缺了哪个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因此要强调一下。如果因此而丢掉了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那就走上了另外一个错误的道路。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项原则,乘机否定改革开放。人们之所以产生一提反自由化,就这样那样的误解、疑虑,主要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含义没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一讲四项原则就以为改变了。现在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本来就是这样的。上述这一讲话对于安定民心、解除顾虑起了作用,大大缩小了企图以左反所谓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的活动市场。
   
   第三点,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来,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泽【194】任宣传部长时,我就找王忍之谈话,告诉他要记住有两个基本点,不要一讲反自由化就忘另一个基本点。还告诉他,在今后工作中要独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听邓力群的),要领会中央的方针。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竟然说:这次反自由化斗争,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拨乱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显,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拨“四人帮”极左之乱;而这次拨乱反正,就是要拨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乱。听到反映后,我当即批评了王忍之,还问他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
   
   他不肯透露,只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因为过去王给我的印象还不坏,他在计委搞经济研究工作时,人还本份;在经济研究工作中也还朴实。对他能够和邓力群保持一定距离寄以希望。因此,对他只批评了几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没有给别人说他讲了什么话,我怎么批评了他,留有余地就是了。
   
   大约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书,邓办主任)转给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讲今后反左是主要的,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说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启立负责接管宣传战线工作时(邓力群不管宣传战线了,由胡启立接管),找宣传部的同志来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这时我找王忍之(宣传部长)、王维澄【197】(常务副部长),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我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关于邓力群、胡乔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红旗》杂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还有《光明日报》三个单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县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熊复【198】等人摆出要对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架势,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噩梦一场。整个八年,马克思主义者受压,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斗争。熊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两个凡是”【199】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把他们这样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与阻碍改革开放的保守思想、左的观念斗争的历程。熊复是“两个凡是”的笔杆子,三中全会时西南组就批了他。当时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组,我是西南组的召集人。当时邓力群并不是搞“两个凡是”的,他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由于思想上臭味相投,尽管熊复是这么个人,但由于他坚持左的那一套,邓力群非常看中他,继续重用。
   
   当时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到处散布说:“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四号文件是个框框,束缚了反自由化的手脚,扼杀了积极分子的斗志,增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后顾之忧。“还说由于有了四号文件这个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检讨,有恃无恐。还有的人甚至说,四号文件对反自由化斗争是泼了冷水。过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这次恐怕连27天也搞不了。他们之所以散布这些论调,目的是向我施加压力,让我修改部署,好让他们放手去干。他们还散布一种论调,说“现在是只让批说自由化的,不让批干自由化的”。他们把思想理论上的自由化叫说自由化的;把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的叫干自由化的。还说,思想理论领域的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是基础,根源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不联系经济领域自由化不解决问题。他们极力突破四号文件的范围,要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农村以及科技等各个领域,要通过全面开展反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对改革开放进行批判和清算。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八)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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