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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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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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沈元(二))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比较僵化的。“大鸣大放”中提出的问题﹐大部份我都没有想过﹐既然别人提出来了﹐我就认真去想﹐我不是“卫道者”。因为我对共产党从夺权到掌权的转变和党内生活的弊病﹐比一般学生知道得多。进北大前﹐我是无锡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后来叫做“外办”)的党组织负责人,官拜局长级。我上了大学,所拿的调干助学金,虽然比一般调干多,还不到原工资的三分之一。许多同事、朋友都说我傻﹐他们不能理解我的举动。我是为了保持自由的心灵,不受压制,免遭扭曲。在官场只论权力大小,不问真理多少,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久有去意。一九五五年终于被批准,脱离官场﹐转到学府。但我的头上有一道紧箍咒﹐历来被人称作“好党员、好干部”,思想上、行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冲开物质的枷锁,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虽然不容易,我还是做到了。冲开精神的枷锁,抛却已有的好名声,我就缩手缩脚了。“大鸣大放”中才看到﹐在我停步的地方﹐别人已经前进得很远了。一九五七年是我的启蒙年,从此走向自由化,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共产党领导人敕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

    我和沈元一样,不喜欢“大民主”,所以一九五七年我没有在校园里贴过一张大字,既没有贴“大鸣大放”的大字报﹐也没有贴“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到了美国,我的认识又进了一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一系列问题上观点不同以至根本对立﹐但他们能够和谐相处﹐通过讨论和辩论来解决分歧﹑调和矛盾。这是实行民主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人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观点不同往往导致严重冲突。“大鸣大放”中的对抗性和紧张气氛确实存在。北大有一张大字报,作者严仲强写道:“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焰已从每个裂缝中迸发出来,‘五四’的火焰已将重新燃烧起来。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岸然,一本镇静(正经),但是掩饰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现在该是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4)还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你要我发抖,我就要你发抖;你要吃掉我,我就要吃掉你。早已搞得誓不两立,所以一声反击,才会到处抓“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为明显﹐因观点不同就挥舞拳头,最后竟动刀动枪。一个不能用讨论和妥协的办法来消化政治异见以及调和利益冲突的社会,是无法实行民主的。民主制度的建立,还必须创造相应的社会条件。 “五一九”以后,开始还强调“整风学习两不误”,虽然勉强上课,同学们心不在焉,有的就在课堂上起草大字报。林希翎演讲后﹐礼崩乐坏﹐校方并没有宣布停课﹐但大家都不去上课了。这个学期末﹐考试也无法进行了。

    自五月二十日晚上江隆基讲话后﹐党委一直沉默。人们习惯性的思维总是要党委表态,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跑到党委办公室,就某些大字报提出的看法问党委是什么么态度?党委就是不表态。有一天晚上﹐在未名湖边的员工食堂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为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北大的食堂﹐开始时桌子﹑凳子是齐全的﹐到后来只有桌子没有凳子了。江隆基就站在桌子上讲话﹐大家都立在那里听﹐不准记笔记。他讲的最要紧的几句话,我一直牢牢地记在脑子里:“根据上面的指示,党委就是不表态,要看看共产党的天下到底乱到什么程度。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到大海里去游泳,自己辨别方向。”这就是毛泽东部署下来的“阳谋”。后来从《毛泽东选集》上看到﹐他是这样说的:“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5) 江隆基虽说“党委就是不表态”﹐其实已经可以听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北大的“大鸣大放”与民主党派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已如上述﹔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常常有人发出呼吁:走出校门﹐推向全国。北大人首先向近邻清华大学推广。五月二十六日﹐北京市高等学校在清华举行体育运动会。北大去人介绍“大鸣大放”。不料北大人在清华受到围攻,被粗暴地赶出校门。回来后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虎口余生记》。可见蒋南翔当校长的清华和北大的气氛完全不同,以致后来流传一种说法:“北大是出右派的地方,清华是出干部的地方。”但后来抓右派,蒋南翔出手又特别狠,把副校长钱伟长、党委书记袁永熙等校一级领导人都打成右派。北大还没有这样重量级的右派。北大也向人民大学推广。“大鸣大放”中,人们批评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马蜂窝”。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规定本校学生不得和外校联系。林希翎起来反驳﹐说﹕我校同学们没有得流感﹐为什么要隔离?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间﹐北大大面积地蔓延流行性感冒,医院里住满了人,还开辟几间教作为临时病房,因此不得不停课一周﹐停止一切公共活动,封锁校门,与外界隔离。故林希翎有此一说。谭天荣等五人又跑到天津去推广。还有人将“民主接力棒”传到了上海。 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先后报道了北大的消息。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直不动声色。有人贴出大字报:“人民日报,我问你:为什么不发表北大同学讨论我们社会各种根本问题的消息?人民日报,我问你:人民能否通过你全面了解国内外情况?我们国家制定政策方针是否只凭你的消息就可以作出决定?”《人民日报》继续沉默。“广场派”大兴问罪之师﹐几十个人跑到王府井﹐质问《人民日报》﹕“你们为什么不报道北大的民主运动?”答复说,他们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共产党是运动起家﹐掌权后又是运动治国﹐岂能让别人来运动自己?北大“闹事”的第二天﹐五月二十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就是这样规定的﹕一方面极力怂恿﹐“继续登载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还说“越反动越好”;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这就是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不是有消息就报道,而是让你报道才能报道。   由于党委不表态,《人民日报》也不表态,人们有各种猜测。哲学系一年级的叶于泩将一种猜测当作事实,六月二日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大字报中说,现在毛主席处境很困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受到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有人要逼毛主席下台。他呼吁大家坚决维护毛主席,反对党内的保守势力。大有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架势。(6)   一些民主党派的上层人士,也在“忧虑和呼吁”。六月六日﹐民盟的六位教授曾昭伦(北大化学系教授、高教部副部长)、钱伟长(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会,还有其它人参加。六月六日的六教授会议,人称“六六六会议”。他们认为,学生上街,一触即发,有人甚至说:这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要靠民主党派来收拾残局了。虽然对自己的力量未免估计过高,但他们是出于一片忧时爱党之心,急于向党建言。人们堕入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圈套而不自知。           谁料得,事隔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升起了反击“右派分子”的信号弹﹐风云突变。六教授和他们的会议召集人章伯钧,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注:

    (1) 林希翎演讲中关于胡风的部分,还有另一个版本:“关于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在法律上现在还不能肯定,因为法院还没有公审和判决。从法律的观点来看: 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生效时才能确定被告的法律地位究竟有罪无罪和什么罪名,所以现在下结论还未免过早。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有些错误的、反动的。但是我认为学术上和政治思想上的错误与反动,同法律上的犯罪应当有所区分。胡风是否还有其它什么历史政治问题我们不知道,将来公审时就知道了,但是若仅仅根据《人民日报》上公布的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来看,作为构成胡风集团在法律上的反革命罪的罪证,我认为是证据不足的,因为这些证据是苍白无力的,有些简直是荒谬的、莫须有的。胡风如果真是个特务反革命,那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意见书公开交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意见正确与否,都不应采取镇压的手段。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意见书’中所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的百分之一!……”(《林希翎冤案内幕》,《七十年代》1983年9月号)这些话,显然是经过事后加工的。凭我的记忆,她当时讲话的语言并非如此规范。  (2)《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内部参考) 第151-153页,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印,1957年8月。《民主中华——中国民主运动人士文集》(1949—1989)第4-6页,香港远东事务评论社,1989年增订版。《中共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原始资料汇编之一(中)第149-151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3年。 (3)《林希翎自选集》第168页,香港顺景书局,1985年。 (4)《疯子的话》,《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抄录发表。 (5)《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6) 叶于泩的《我的忧虑和呼吁》被列入《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上送。毛泽东在上面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见《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1957年6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3页。

   

    五,“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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