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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
·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
·促邓力群们成派立党
·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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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沈元(一)

     一九七〇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几十个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提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它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受刑而死时才三十二岁。

     “文化大革命”前﹐沈元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曾轰动一时。就因为他当过“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学术界纷纷告状﹐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人称“沈元事件”。 沈元受害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俄国大文豪陀思妥也夫斯基,年轻时是革命者,他也和二十来个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忽然沙皇尼古拉一世派人来宣达上谕,为他们罪减一等。拣了一条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终于留下了不朽的作品。沈元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召唤﹐鼓舞着他的求生意志。别人都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但沈元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幸运。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此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五十多人的名单上就有沈元。据名单上的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大使馆,企图叛国投敌。还说他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究竟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到底如何“恶毒攻击”?不能问,问了也不给你回答。按当时的规定,叫做“不准扩散”。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后来私下了解,他闯的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   “文化大革命”中让人讨论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本来就不是要大家发表意见﹐正是为了吓得大家不敢发表意见﹐起震慑作用。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一定是说对某人判得太轻﹐决不会说判得太重。对于准备判死刑的﹐就不能再说判得太轻﹐因而没有什么可说了。特别是与沈元有关系的人﹐尤其不能发表意见﹐弄不好会被指责为“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

     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铤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    有话想说而又不能说是很痛苦的。一个时期之中﹐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干活没有劲,脑子里常常蹦出沈元的鲜活形像:一个瘦高挑﹐戴着眼镜﹐举止斯文﹐用他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一想到子弹将在他的身上穿孔﹐一个富有知识﹑勤于思考的大脑就此毁灭,心头阵阵绞痛。

    听到沈元临刑的故事,反倒是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人们赞叹他的不凡的表现,作为他的老同学似乎稍觉宽慰。 不久,我自己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凡批斗对象,总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彻底交待﹐全面揭发。历史系的朋友悄悄地对我说﹕“沈元问题,你不要提,我们也不提。”因为一九五七年我在历史系有“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案底,好在哲学系的人不知道。历史系的朋友好意关照,免得我增加罪名。

    沈元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决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中,多少革命之子甚至连革命的功臣﹑革命的元勋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后,取得了政权还要“继续革命”。一场极端的“革命”,吞噬了革命者。吞噬革命者的“革命”,是自身在走向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了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解放军﹐这就是极端的“革命”走向反革命结出的苦果。

    一,一九五六年的“多事之秋”

     沈元告诉过我﹐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一九五五年﹐年方十七﹐沈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历史系。应该说,他是时代的宠儿,没有想到最终却被时代所毁灭。

     沈元意气风发﹐志趣高远﹐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三大学术权威。但那是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谁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自然招来异样的目光。    那时我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我在(三)班。 (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我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的时候﹐(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我被调到(一)班。经就近观察﹐我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就在于他才华出众而又锋芒毕露﹐遭人妒忌﹐最可怕的是遭党员的妒忌。本来﹐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他对我却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成了我的大麻烦。 五十年代﹐按历史系教授向达的说法,史学界只放五朵花,第一朵花就是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似乎颇为时髦。沈元经独立思考﹐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份﹐他支持秦汉封建论。

    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又放出第二朵花: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以为这是史学之谜。其实﹐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科学。何以不问: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短?可见﹐认为欧洲的封建社会是标准模式﹐才会以短论长。但一时之间,这个自寻烦恼的难题激励了研究,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说﹐他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他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的时候,撰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我们入学后半年,赶上了一九五六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国内和国际都发生了许多大事。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此颠簸起伏。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我们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二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说:北京市已经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进入社会主义了!斯大林发明了“一国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人又进一步发明“一市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当时广场上欢声雷动。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以为已置身于理想社会,却不知正是灾难临头。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六十多人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作主题报告,他宣布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这说明共产党不再把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作异己者,而是自己人了。又说在新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认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批评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2)周恩来还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争取在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种提法,比起后来的“超英赶美”来,较为实事求是。只是“最急需的科学部门”,不是一切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接近”也是灵活的概念,只要缩短了距离就是接近。)会后,一扫自反胡风、肃反以来知识分子心头的阴霾。     四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共产党内高级干部的多数人对这个方针怀有抵触情绪,有人说:“从此天下多事矣。”。苏联人也认为中国人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3)毛泽东后来透露:“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4)

    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在怀仁堂向高级干部和各界知识分子两千多人作报告,进一步阐述这个方针,消除疑虑。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这正是知识分子所心向往之的种种自由。他还说到另一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去掉骄傲自大,坚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5)陆定一的此番名言傥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也被中国人自己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宣部被毛泽东说成“阎王殿”,陆定一就成了“大阎王”。 一九五六年确实是个自由化的年份。(6)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开放唯心主义》。他是留学德国研究康德哲学的,但他开的《康德哲学批判》从来没有讲清楚。这篇文章大概说了心里话,却讲得很清楚。人们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精彩的一篇文章。哲学系首开纪录,讲唯心主义,由金岳霖教授开设《罗素哲学》,由贺麟教授开设《黑格尔哲学》等课程,不加“批判”。其它各也系都开设了一些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课程。史学界也不是只放五朵花了。自由化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文章是《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发表的,作者特地声明,指的是一九五六年,一月“惊蛰”,四月“和风”,下半年就是早春天气了。他在文章中说:“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他甚至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解放”。报纸上经常报道某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吃香。挤公共汽车时﹐见了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先生﹐大家都自觉地让他先上。北大办公楼或大饭厅放电影,中间最好的位子总是留给老教授。 大学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每个周末,大饭厅都举行舞会。文艺社团的演出,精彩无限。一九五六年的中秋,未名湖畔的草地、树林,湖中的石船、岛亭,围坐着一圈一圈赏月的人群,轻歌曼舞,欢声笑语,心潮与湖水共荡漾。还有一队队的行吟诗人,拉着手风琴,沿着未名湖边走边唱。我们班的男同学唱了起来: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那美丽的姑娘呀, 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哦?”   女同学接着唱: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 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 下面两句,她们唱得特别带劲: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呀, 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哦。” 有一个男同学说:瞧你们这股狠劲,谁还敢等待呀! 中秋之夜曲终人散,已是翌日凌晨。后来我在北大生活的二十多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再也没有见到这种欢乐的景象。多少年后老同学相聚,都说,最难忘,一九五六年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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