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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必不可少之人”等(东海随笔九则)

   “现在中国必不可少之人”等(东海随笔九则)

   《教授之禽兽化》儒家讲究师道尊严。这个尊严,来自于学生的尊重,更来自于老师的人格高尚和道德自尊。可而今中国,早已师不师、生不生矣。生不生,主要责任又在老师、在学校、在教育。一篇网文《导师白天教授晚上禽兽,女硕士自曝用肉体换学位》,为学生之垃圾化和教授之禽兽化作了一个很好的注。

   该文说的是新概念英语的编者、中国英美文学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何其莘利用特权玩弄女学生的事。文中说“他经常这样对自己的学生,本科硕士博士都有,甚至连学校的女老师他也不放过”,同时还提到个叫张中载的老师及上届校长王福祥,与何其莘是半斤八两,而且“这种事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有光荣传统的”。

   读之令人心惊。文中所言未曾证实,但我想,多数人中国人都会相信是真的,我认为,对这类 “光荣传统”发扬者,如果法律不好追究,校方理当惩处,否则,受迫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丈夫、男友及兄弟亲朋可以、应该也有权对这类“叫兽”进行必要的报复,一雪耻辱! 2009-6-9

   《陈昭瑛一针见血》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在给《儒家邮报》百期寄语中提及:

   “台湾的儒家学者在民主化过程中缺席,因此在今日统独囊括言论市场的情况下失去发言权,面对各种重大议题常处于失语状态,台湾的民主也因此失去了可以从儒家思想吸取传统养份的机会。”

   一针见血,引人深思。

   由于自由主义道德资源的不足,在特定地区和国度的民主化过程中,如果得不到本土文化和道德传统的配合,纵然成功,也会弊端多多。台湾政治一方面比大陆先进一步,另一方面劣迹乱象不断,此为要因之一。

   台湾民主的成功,是台湾人民的幸运;台湾民主“失去了可以从儒家思想吸取传统养份的机会”,又是一种不幸。另复须知,儒家思想不仅有足够的养份供吸取,它对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更有很好的指引、导向及道德奠基作用。

   儒家以民为本,就要为民维权,为民争权,就要争取早日建设一个能够有效地、高度地保障民权的制度,这一切离不开真言实论,为此就要为自己也为民众争发言权。这都是儒者份所当为。在社会转型期,中华文化圈是最容易出大儒的。“面对各种重大议题常处于失语状态”,乃儒家之耻。

   比起大陆,儒家传统在台湾毕竟仍有残遗,大陆儒家才真正长久以来完全“处于失语状态”。近年来,《原道》及个别儒者做得好些,但到目前为止,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依然很不够,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这有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更有儒家群体自身的问题。我们该好好反省了。2009-6-9

   《对待错误的态度》谁都有行差踏错犯错误的时候,大多数过错也都有改正的机会,只要不是死罪,没有触犯刑法就更好了。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所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更之,人皆仰之”。小人反是,有了过错,藏着掖着隐而私之,唯恐藏得不深、遮得不密。实在遮掩不了,就巧言狡辩、伪饰遮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然,也可以理解,作为人性的弱点,不仅小市民如此、领导阶级如此、文人墨客如此,一些志士也不例外。就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时代非小人者寡矣。曾有人要我代为保密一件不太光彩的小事。作为朋友,这当然是份所当为的。不过,内心里不免有些好笑。2009-6-9

   《杀一人得天下不为也》或曰:“儒家充其量,也就是在绝对控制国家政权之后,杀几个他们所讨厌的人,在遇到手无寸铁的“乱民”或一点军事能力都没有的“暴民”时,可以大开杀戒一回。而一旦人家手里也有了刀,跟他对杀起来,他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这是对儒家极大的误会。个人层面,儒家主张以直报怨,对于怨仇,要报以直道,不能循私乱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不计代价,不顾生死,必报,故《春秋》大复仇(大,推崇之义)。不过,复的必须是正当、正义之大仇。如果君不君而被革命、父有罪而伏法受诛,臣与子皆不得复仇。

   在政治层面,一切依礼法(儒家刑法以礼为本、礼以仁义为本)而行,如合不礼法和情理,杀一人得天下不为也,岂容任意乱杀,岂容以“讨厌”为杀人理由?另外,面对邪恶有没有办法、办法高低、效果如何,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历代儒家中军事家、谋略家多得是。2009-6-9

   《唯真理是从》不少“主义”、“道理”、思想、观念等,明明没道理、明明已被事实证明为落后谬误反动,可一些人就是支持、拥护、崇奉、鼓吹之。溯其原由,有的确属愚昧,有的则是出于私心,动机不良。因为某种“主义”、思想能够给他个人带来利益,带来名声或特权,乃不惜狡言强辞、欺人惑世!李大钊说得好: “言论之挟有真值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李大钊《真理之权威》)

   这一段话,值得言者三复。2009-6-9

   《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自古以来大智大德大文化人都有相当的自信。清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为驳斥毁谤致函上海某报主笔自辩时写道:

   “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虽复时人莫之许,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徐一士《一士类稿—左宗棠与梁启超》)

   今如有人敢发如此言,必被视为大言不惭。其实,这种高度自信,乃超人的意志、卓越的天赋、历史的使命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结合于乃梁启超一身而使然。

   当然,自信是否实在、是否切合自身实际,与当事人文化根基的深浅、智慧道德的高低大小有关。粱启超的自信,尽管不算虚妄,但比起孔孟及东海的自信来,终究不够实在。借粱启超的话说:“东海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吾之能自由发言、公开开讲与否,此关我中华民族之福命也。” 我自信有资格这样说。2009-6-9

   《忧乐不二》李敖于中华文化尤其儒家了解、理解都有限,但天资颇高,偶然不小心也能想到相当高的地方去。如《李敖有话说》中这一段话,就体现出了相当的境界。他说:

   “我有一个老师叫殷海光,台湾蛮有名的。他在台湾和雷震办《自由中国》杂志,办了十年,被蒋介石反掌一扑,雷震被关了起来。殷海光没被关,但一次在家里吃饭时想到蒋介石,吃一半气得饭也不能吃了。最后,四十九岁,得胃癌死了。得胃癌有很多原因,可是心里不愉快是重要原因。他是哲学家啊!他是思想家啊!思想家得胃癌死掉,不对劲啊!表示你没想通啊,思想没学通啊!他的敌人活了八十九岁,你小子活了四十九岁,他比你多活四十年。你打倒什么敌人啊!你输了!所以,第一条,我就不生气!跟你逗着玩,我赢你,活过你!现在我成功了,我赢了!”

   儒家圣贤忧民忧世与法喜道乐并存无碍,亦忧亦乐、大忧大乐、忧乐不二、本质上又无忧无乐。李敖这一段话,虽不中亦不远矣。2009-6-9

   《自性的妙用》禅宗公案:

   “师(百丈怀海)侍马祖(马祖道一)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甚么。师曰:野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回头,将师鼻一搊。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却归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问曰:汝忆父母邪。师曰:无。曰:被人骂邪。师曰:无。曰:哭作甚么。师曰:我鼻孔被大师搊得痛不彻。同事曰:有甚因缘不契。师曰:汝问取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甲说。大师曰:是伊会也,汝自问取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令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适来哭,如今为甚却笑。师曰:适来哭,如今笑。”

   这则公案大有意趣,值得详参。见到野鸭,是自性所见;感到鼻子疼,是自性的所触;自性如如不动而又随缘显现、随缘作用。“适来哭,如今笑”,哭者笑者都是自性的妙用啊。2009-6-8

   《性在何处?》佛教也是讲体用不二的,禅宗尤然。禅宗典籍载:异见王曾问婆罗提尊者:性在何处?尊者曰:性在作用,在胎曰身,处世曰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捏,在足运奔(《五灯会元》卷一)。

   波罗提尊者所答,即是因体(性)起用,由用显体。只不过佛教为出世法,禅宗虽已中国化,相当入世,仍挂在佛教名下,故其“用”仍大有局限、仍疏离于政治、制度、科技之“用”。2009-6-9

   《余秋雨和余杰》曾作百字随笔《佩服余秋雨》,人能宏道网友劝我曰:“含泪劝东海,莫骂余秋雨。死虎不可打,打了惹笑话。”

   其实余秋雨何尝“死”?活跃得紧、得意得紧、受宠得紧、生龙活虎得紧哩。近余秋雨一篇新文谈扫墓的文章谈到四位“咬余专业户”“古余肖沙”。古远清、萧夏林不了解,沙叶新可敬,余杰可厌。

   但余杰无论怎样可厌,比余秋雨强得多了。余杰狭隘浅陋虚伪终究有度,余秋雨则是完全无度、完全不可救药。这是他们的文字及各种公开“事迹”留给我的整体感觉和印象。2009-6-8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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