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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沙叶新:我的心更没死!


   
ZT沙叶新:我的心更没死!

   
   我的心更没死!
   

   ——“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20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于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20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一、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1989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1月16日下午3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1月19日下午4时的日记:
   
   “星期一(1月16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2、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3、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1989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197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1980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1985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2角8,一下子涨到3角2,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1986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1988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家世相似、经历仿佛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二、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
   
   “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于“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他是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二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1987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三、5月18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5月19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5.17)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18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18号一早,6时5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57路公交车。30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8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于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镕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Z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有记录:
   
   “1、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2、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3、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采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四、“六四”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6月5日上午7时15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6月6日上午8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40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5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24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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