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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浪”源自何处?——从萧乾回忆录看57反右

“个人经历中往往反映着社会的演变。正因为如此,野史才是正史的补充。”---萧乾这两句平实的话无疑蕴含着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所周知,中共建政的头30年充满“折腾”。用毛的语言即“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从1950年土改、镇反起,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神州大地可说无人能够置身事外,不受波及。因此,即使一介草民的“个人经历”,也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
   

   
   而毛王朝的封建法西斯极权性质,又注定其“竹幕”重重,毫无政治透明度可言。尽管今年中南海当局大肆庆祝定鼎60周年,可是50年代以来历次运动的档案依然尘封雾锁,公众无从得窥庐山真面目。
   
   
   基于此,“野史”成为“正史的补充”,对大陆中国而言,非但顺理成章,而且意义非凡。特别是像萧乾这样知名的文化人,其直书胸臆的回忆录格外可贵,尤于研究57反右派的历史更是如此。
   
   
   半个多世纪前的反右斗争,影响之深远是众所公认的。它既打开了通向“大跃进”的大门,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官方将文革定为“浩劫”,反右则在事后不久被称作“大风浪”。
   
   
   事实上,当年有一部所谓“纪录性艺术片”,就叫做《大风浪里的小故事》。它由三个短片组成,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击”。名为“艺术片”,实则充斥政治说教,味同嚼蜡,故上映后门堪罗雀,遭到观众唾弃,今天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它了。不过其取名倒不无“生动形象”的意味,可资借用。
   
   
   萧乾是在那场“大风浪”中惨遭灭顶之灾的。他集著名记者、作家、编辑、翻译与学者的身份于一身,晚年并被聘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堪称实至名归。
   
   
   但这位阅历丰富而又出身穷苦的文坛巨匠,有如度尽九九八十一难的孙悟空,70年代末复出之后锋芒尽敛,其后20余年间,虽有多部回首平生的纪实性作品分别在两岸三地问世,却无不心平气和,严于责己,含蓄内敛,绝无身居要职趾高气扬,得理不饶人的报复心态。其中又以《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为最。
   
   
   该书最初由香江出版公司于1988年11月在香港出版,后被译成英、日文。1994年12月时报出版公司在台湾另出新版。
   
   
   书中描写的一段心路历程,格外传神:
   
   
   “1949年初,我曾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应聘到剑桥大学任教还是从所在的香港北上。剑桥中文系主任、《诗经》专家、捷克裔英籍教授何伦不惜“爬楼梯”上门,规劝他切勿前往北平。“他伸出食指,颤微微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香江出版公司,275页)
   
   
   “几位东方的‘何伦’也上门来劝阻。有的说:‘你别看共产党眼下对你这么笑眯眯,那张脸说变就变。共产党只容得下应声虫。像你这样好发议论,去了非栽跟头不可。在那里栽跟头可不是儿戏,会闹得家破人亡,六亲都不认你,更不用说旧时的朋友了。”有的则劝他留港静观其变。(同上)
   
   
   他不为所动,随后于当年8月底“同家人登上‘华安轮’,随地下党离港,经青岛北上”(420页),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开国前夕的北平”。(276页)
   
   
   但他也并非没有疑虑。此前,担任香港《大公报》社评委员的萧乾,因为一篇“称公称老”的社论开罪了郭沫若,其后“郭老”挥管为文兼写诗,讨伐他及其恩师沈从文等一批作家,诗中斥萧为“黑色的鸦片”,时在1948年。而萧决定北上时“已经预感到他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却万没想到那首诗“支配了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270页)
   
   
   不过,萧对于前路茫茫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动身离港前他“断绝了一切海外关系”,并在该书中“把自己这种谨小慎微称之为‘服水土’。但既然是‘服水土’,就会有一个‘不服’的过程。”(萧遗孀文洁若语,见《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新华网2005年1月6日,来源:《新京报》)
   
   
   他回忆1950年冬,获通知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突被取消出访资格。而且“事后还明白表示了对我的不信任”。自称此事“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我明白喊你一声同志,并不就是一家人了。”(283页)
   
   
   两年后,他的这种自卑感由于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而大为加深。因为他所迁入的作协高层宿舍邻居全属“来自老区的干部”,令其“感到矬人一头”。这座高干大院原是一个大酱园子,故萧以此名之。
   
   书中写道:尽管“院里很多都是三十年代一道在北平或上海滩上写过文章的熟人,只是人家去了延安革命圣地,进了鲁艺或抗大,受到革命的锻炼熏陶,如今理所当然地是灵魂工程师了;有的当了人民代表,有的家在北京,为了创作,却身兼远地钢铁厂的党委。还有的虽然脱下戎装,依然持有将军派头,随身还带着勤务兵。……我自己那些毒草只能用麻绳捆起,吊在屋角,任老鼠啃咬,等待着接受批判。”(290页)
   
   
   非但如此。“搬进去的第一天,公务员来灌开水,他就转弯抹角地问我是哪个根据地的。当了解到我连石家庄或张家口都没到过时,眼神里表露的也不知是失望还是轻蔑。难怪呀,连他也还是在正定‘参加工作’的。很快他就发现,在大酱园子里,我是唯一不交党费的。”(同上)
   
   
   这里还有个耐人寻味的语言现象。“1949年后,来自老区的干部喜欢说‘进城之后’;一听,就知道是解放区来的。原来就在城里的,自然就是留用人员。”(同上)后者显然位列二等公民。
   
   
   按照毛在1945年6月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所言:“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以当时中国4.5亿人口计,国统区3.59亿人在1949年后都算“被解放者”。而“解放者”之中,照王实昧的说法,延安时期就“食分三等,衣分五色”。到“解放后”自以“老干部”为上上等。
   
   
   于是,萧恍然大悟称:“住进大酱园子之后,我才意识到历史在我与三十年代熟人之间,已筑起怎样一道鸿沟。”(同上)原因在于后者“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而萧曾在国外及香港多年,住的是洋房,吃的是牛奶面包。
   
   
   按说,50年代初“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281页);而且萧“初到解放后的北平”时备受礼遇,被“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安排我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萧称:这件事“使我心里老大的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共产党人到底不同。他们先人后己,礼贤下士,使我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称我作‘同志’,一点也不见外。”(280-281)
   
   
   不过,这都是暂时的表面的姿态而已。未几发生的前述那件突然取消其访英资格一事,足见“自己人”与“外人”两者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应该指出,萧作为二战期间唯一的中国驻英记者,发出的大量报道鼓舞了国人的斗志,于抗战有功;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恪守其香港《大公报》报人职责,先是最早报道联合国成立大会以及美国动态,其后致力于宣传民主自由与和平,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毛所称的“世界潮流”。他对中国新闻与文化事业的贡献真是有口皆碑,只不过他没有地下党员的身份罢了。但仅仅因为属于非党人士,他便被新朝视为异己,多方防范,以“伟光正”自诩的“党”也未免太无容人之量了。
   
   
   这就如章伯钧评论毛所言:别看坐在中南海的金銮殿上,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大意)的确,作为小生产者的中国农民,与现代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根本不搭界。中共本质上是个农民党,不管《党章》上写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还是什么“三个代表”,均无改此一本质,岂能期望其接纳和认同具有西方通行的普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
   
   
   明乎此,萧乾后来之所以“比许多人倒霉”,因此“受过罪,吃过苦头”,(该书《卷首语》)也就毫不奇怪了。文洁若引述过钱钟书对萧的评价:“萧乾英文好,有才华,可惜不会保护自己,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这段话前半段符合事实,后两句却值得商榷。
   
   
   所谓“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如果指的是萧乾得罪郭沫若,则评语有欠公允。
   
   
   此事的原委据萧回忆是:“1947年5月,(香港《大公报》)社评委员会要我配合文艺节,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时,我因为不谙国情,就在社评的一段中谈到九旬的萧伯纳还在创作,而我国作家‘年甫五十,即称公成老,大张寿筵’。倘若我事先晓得某大权威已于鲁迅逝世后,成为文艺界最高领导,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闯这个祸的。因为当时人们对他就是称作‘X老’的。”(268页)
   
   
   萧乾说自己“不谙国情”,讲得很对。郭被称“老”,且“大张寿筵”,是1941年11月间的事。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为了给“大后方”的“自己人”打气,以祝贺郭“50大寿”的名义在陪都重庆开展连串活动,延安、桂林、香港以及新加坡也有庆祝。正在英伦的萧乾自然对此不明就里。时隔五六年他竟旧事重提,也真是不识时务之至。
   
   
   俗语说:“打狗看主人”,他那段话虽仅寥寥三句十三字,却非但开罪了郭,还连带冒犯了幕后的中共党组织和周恩来!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书中称:“这个乱子为我造成的恶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尽管我比沈从文幸运,1949年7月总算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然而除了1956年间短短几个月,我基本上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269页)但考其原意,似乎只属无心之失,不具“过于锋芒毕露”的意味。
   
   
   萧乾“始料不及的”并不止于“这个乱子”“造成的恶果”,上述“1956年间短短几个月”“在文艺队伍”之内,更使他触了大霉头。
   
   
   书中称,此前“正式通知我作专业创作人员”,至当年“初冬,一位素昧平生的仁兄光临寒舍。此公满面春风,仪态万方。他死说活说把我推入深渊。”(《卷首语》)
   
   
   紧接着“首长三次找我去谈话,要调我到一个不祥的单位,到一个不少人栽过跟头的刊物,去当三名副总编辑中间的一个。我婉言谢绝呀,苦苦哀求呀,怎么也不中用。最后,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我的客卿身份交代得很明白:既然已经给了我‘专业’待遇,每星期只消抽个下午去点个卯罢了。”(298页)谁知他就此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对此,他被揪斗时难免不服气。他写道:“在所有指控中,我唯一顶了一句嘴的,是说我曾‘阴谋篡权’那个刊物的领导权。我反问主持斗争的首长道:‘你不是三次找我谈过话,我都没答应吗?’这时,大干部在会场中带头振臂高呼:‘不许他反扑!’”(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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