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现任立法会主席兼民建联创党主席的曾鈺成，日前再次评论六四，并力挺港大学生陈一谔，其言谈之荒谬绝伦，使人叹为观止。但所反映的若干观点，在海内外不无一定的代表性，值得一议。
   
   
   这位于特区政府见报系列属第四号人物的前培侨中学校长，素以能言善辩著称，且编有英语教学读物，算得上饱学鸿儒，又连任全国政协委员，自然见多识广。20年前亦不乏胆色，曾支持当时大陆的民主运动，其后并以“六四”为“国殇日”，反对培侨中学在该日子升五星红旗。今年二月，他在与树仁大学学生对话时还斩钉截铁直言：“（中央）镇压学生一定是错”。凡此种种，俱广为人知，有目共睹。
   

   
   不料，最近他在青年论坛上却大放厥词，扯出文革掩饰六四屠杀的罪恶，说什么“有学生问我，六四死了那么多学生，为何不平反？……文革死去的人，比六四多不知几多倍，那么文革又是否需要平反？”，如此类比，简直匪夷所思。
   
   
   试问曾主席，文革为期十年，六四只几个小时，两者的死难人数怎具可比性？何况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此见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正式决议，白纸黑字，昭昭在目，整宗历史大案不是早就由北京当局自己翻过来了吗？自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起，至“江核心”以降新一代头目，无不异口同声宣言“彻底否定”文革（且不论彼等利己的出发点及其“彻底否定”的程度），为何阁下却公然反其道而行之，蓄意向“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隐瞒上述事实呢？如此岂非存心误导后生晚辈，居心何在？
   
   
   至于六四事件，则明明是邓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争取民主与法治的学生大开杀戒，连中南海当局都自感理亏，故官方对当年那场声势浩大的民运的说法，由耸人听闻的负面字眼“动乱”、“暴乱”改作较为中性的“风波”，再改趋于平实的“事件”，近年尤其多方禁制、极力避免重提此事，可见其色厉内荏之一斑。曾主席此际怎能将之与完全不同性质的文革相提并论？
   
   
   不过，曾之一席话也并非全属言不由衷，例如他指出“要为文革负上最后责任的是毛泽东”，以及“89年下令军队入城和开枪的（是）邓小平”，便很直截了当，也跟他所不屑的“所谓香港主流意见相同”。而这样的说法显然有违北京当局的宣传口径。后者尤其与邓大公主唱反调。
   
   
   众所周知，邓林曾极力否认当日血洗京城乃他们家“老爷子”一个人的责任。曾主席敢于“不唯上”坦陈己见，倒不失为一项壮举，可见其自称的“无法子，有时我个人就系要做啲蠢嘢”，倒也是大实话。
   
   
   本来，说实话份属美德，尤其共产党员更理应如此。《共产党宣言》中有云：“共产党员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可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曾主席，被问及其共产党员身份时也要“王顾左右而言他”，盖因“在香港被指是土共是很负面的标签”。于是，他的言论也往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煞费思量。而且，难免逻辑混乱，不经一驳。
   
   
   例如，这回他说：“文革时发出最高指示的，是毛泽东，他的肖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如果否定他的话，则现行的思想也要否定。”此无异百分百的胡说。
   
   
   人所共知，“现行的思想”指导下的产物，诸如农村土地的私人承包，城乡私有企业的大行其道，都是对毛推行的那一套极左做法，即导致“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折不扣的“否定”。一方面毛像高悬天安门，一方面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两者并行不悖，不是今天大陆铁的事实吗？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曾主席莫非成了睁眼瞎，竟对所有这些视而不见？
   
   
   再如他又说：“六四下令军队进城开枪的，是邓小平。同时，他是开放改革的总工程师。平反六四，是否动摇了他？”讲这种话也实在太没水平了。
   
   
   此处姑且不论邓被称为“开放改革的总工程师”乃浪得虚名，现已有知情者如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提供翔实史料，证明在邓复出掌控大权之前，先有华国锋、叶剑英，继有胡耀邦、习仲勋对改革开放之启动居功至伟，其后实际操作更不离赵紫阳。即使将此暂且按下不表，肯定邓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贡献，并将之置于功劳簿上首位，也不能因此抵消其悍然下令六四“镇压学生”的深重罪孽。个中道理不是“一字咁浅”么？学富五车的曾校长何昏瞆若此？
   
   
   在这方面，俗语有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办事纵有成败，其历史地位稳如泰山。邓亦如此，改革开放有功，六四镇压有罪；功固不能抵罪，罪也不会掩功，平反六四，怎会“动摇”其固有的历史地位？
   
   
   看来，曾主席一心为六四“捂盖子”，向孤陋寡闻的青年学生信口开河，竟至陷于捉襟见肘语无伦次的境地了。
   
   
   不过，同一场合他力挺陈一谔的话无疑属有备而战真情流露。对因就六四事件胡言乱语而遭罢免的此位港大学生会前会长，曾主席俨然一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气概，其古道热肠端或者不无令人敬佩之处。
   
   
   就曾主席现时的官式身份与江湖地位而言，较之区区一名大学学生会长真是高出不知多少-----仅次于特首、中联办主任和行政会议召集人，在700万港人中显赫也矣！而此次竟不惜纡尊降贵，为陈一谔保驾护航，相信陈生（此“生”乃古文用法，指一介书生）定必感激涕零，充满知遇之感。
   
   
   无奈“环境比人强”。曾主席虽鼎力扶掖后辈，其说辞却拙劣之至。所称“鬧佢嘅人又係咪理解（六四）得咁全面？”便软弱无力。
   
   
   不言而喻，无人敢说自己“全面理解六四”，但岂能因此取缔一众港大学生批评和罢免陈的自由？彼等基于“大是大非、不能含糊”的理由，通过正常程序，让一个以学生会会长名义满口雌黄的人下台，有何不可？曾主席以特区四号人物之尊，高调介入港大学生会内部事务，除了有“高射炮打蚊子”之嫌，是不是也管得太宽了？
   
   
   诚然，曾本人有言论自由。可是，身为立法会主席，这个自由却不免有所限制。他竞选主席时承诺议会内外不会就任何公共事务与议员辩论，或发表可能引起辩论的意见。但此次他公然“明知故犯”，开宗明义声言：稍后要就六四议案或修正案作出裁决，直认此时开腔谈六四，或令人质疑其裁决是否公正。纵使如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算）冒住惹祸上身危机”，也要继续评论六四事件。浑身上下洋溢着毛所赞赏的“反潮流”大无畏精神。
   
   
   正告曾主席，请恪守承诺，立即住口！如果你此前说的话出于“无法子”，那就要想“法子”确保不再重犯。俗云：事不过三。你评论六四至少已有两次，是悬崖勒马、缄口不言之时了！岂不闻从政者“沉默是金”？
   
   
   与此同时，曾主席的前车之鉴，是否也当引起有关人士深思？
   
   （09-5-3）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