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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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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来源:观察

    苏俄比纳粹德国更加重视宣传。其宣传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内宣传,用以造就一个忠顺的愚民阶层;二是对外宣传,用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苏俄势力扩张到顶峰的时候,困居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翻译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热希达所著之《怎样研究苏俄》一书,并在注释中详细分析了苏俄的这一伎俩。殷海光指出,自苏俄革命以来,若干对苏俄颂扬的报道,都是共产党的“政治布景术”的产品。这一专门技术,就对外而论,为一切独裁极权地区对付外来参观、访问、考察、研究者而使用。这种技术使用之目的,在陈示独裁极权地区之某些临时布置的风景,使外来客在认识历程中造成良好印象,因而可能发展成良好的对外关系。一切独裁极权地区,内部漆黑一团,见不得人的事不可胜数。为了遮盖这种丑态,并进而造成外来客一种良好的印象错觉,所以统治者在外来客光降之际,要费一番手脚,布置若干镜头,让你看了点头称“是”。所以,殷海光反问说:“经由这种过程而写出的报道,你说它是假的吗?它确实是访问者自动写的。你说它是真的吗?他写的不过是临时的布景而已。这类报道,真是现代极权政治的特种副产物。无论什么聪明人,你的观察力,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以内,不能不受目之所视及耳之所听之影响。”

   一九三五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莫斯科,写下了《莫斯科日记》。然而,在原稿的标题页上,他有如下的题词:“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起的五十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断。”有时,历史的发展比人的预测奇妙千百倍:就在罗曼•罗兰设定的日期到来的时候,当年他所要捍卫的那个庞大的斯大林帝国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在一九八五年之后的第四年,苏联从地球上消失了。有人为罗曼•罗兰辩护说,他的这一做法是为了保护高尔基的声誉等等,但我总是觉得这些解释太过牵强附会。作家的眼睛是用来观察世界的,但他是否愿意说出他所观察到的真相,则更依赖于他内心的勇气。

   一九三六年,同样应邀访问苏联的法国作家纪德出版了《访苏归来》一书。纪德并没有因为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热情款待、精心安排参观项目而成为其吹鼓手,也没有迫于当时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压力而保持沉默。相反,这位睿智的观察家嗅到了那个庞大帝国四处弥漫的血腥味,纪德直截了当地批评道:“我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一个国家,甚至希特勒的德国,其思想和精神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受压抑、更胆怯(受恐吓)、更附庸化。”纪德对苏联的尖锐批评,立即被淹没在当时普遍左倾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唾沫之中。甚至罗曼•罗兰也加入了攻击纪德的行列,对此纪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罗曼•罗兰对我的攻击使我痛心,这只老鹰已经筑好它的巢了。”这个反击,看似很轻,其实很重。

   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相继在中国出版了。前者是第一次出版,后者却是六十一年以后的重版。当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郑超麟先生,在国民党的中央军人监狱中根据纪德的法文原文翻译了全书。一边翻译,他还一边遭到难友的批评,说这是反苏的书,不要翻译过来被敌人利用。郑超麟这位翻译者的遭遇跟纪德这位作者简直一模一样。一九三七年,这本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这本书自然而然被束之高阁,直到一九九八年才得以重版,这时,译者郑超麟老先生已经九十八岁了,四月份他写下了此书的新序,八月份就去世了。郑超麟老人的一生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与纪德的这本小书互相形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映照。

   对真相的态度,是一个知识分子品格的试金石。面对这一试金石,《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没有展示出应有的光泽和硬度来,纪德却展现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纪德认为,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任何正义、崇高、平等和自由等理想都不能被当作面具,将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而绝不相信宣传工具所制造的那些比真实更“真实”的东西。高尔基正是相信了那些东西,自觉地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从而昏昏噩噩地度过了自己的余生。罗曼•罗兰与纪德一样,发现了真相,并在《莫斯科日记》中记载了甚至比纪德还要详细的真相,但他不仅不敢将这一切发表出来,而且还昧着良心撰文攻击纪德——他心中知道,纪德所写的莫斯科的情况,并没有任何夸张和诬蔑的地方,纪德的文字与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中的细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高尔基的昏庸和罗曼•罗兰的怯懦相比,纪德像白金一样显示出了独立知识分子嶙峋的风骨。

   纪德访问苏联的时候,鉴于他在西方世界所拥有的崇高地位,斯大林给予他国家元首般的接待规格,企图让他返回西方之后成为自己政策的吹鼓手。然而,纪德却在官方精心安排的参观访问中,发现了斯大林不希望他知晓的苏维埃政权的另一面。参观集体农庄的时候,官方安排的当然是“样板”和“模范”,这里庄稼欣欣向荣,红花绿草在院子里繁荣生长。纪德走进农庄成员的家中时,却得到了一种不快的奇怪印象:“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的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的;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他们由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觉得。”当时,很多人批评纪德的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小布尔乔亚的情调”——革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生存权,土豆加牛肉难道不是共产主义吗?纪德却不这样认为,他对“全体的幸福只有解消各人个性才能得到、全体的幸福只有牺牲个人才能得到”的理念提出质疑,他坚信这绝不是一种进步。他认为,没有个性,也就没有生气;没有个性,也就没有自由。

   对于苏联社会日益猖獗的个人崇拜的风气,纪德深恶痛绝。他写道:“在工厂的办公室处,有一幅象征性的大图画很引起我们注目:中央,斯大林在说话,政府要人分坐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正在鼓掌。……斯大林的肖像到处皆是,他的名字在每个人嘴里,无论什么演说必须带有称颂他的话语。我无论进入什么房子,哪怕是最贫苦的最卑陋的吧,都看见斯大林的肖像挂在墙上,无疑地在从前神像的位置。崇拜么,爱么或惧怕么?我不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看见他。”这不就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那个目光炯炯有神的“老大哥”吗?那时,奥威尔还没有写出《一九八四》,纪德却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压抑人性的国度。纪德发现,民众对斯大林的感情,恐惧比爱戴更加强烈。有一次他到邮局发电报,电报中有一处提到了斯大林,发报员要求他在斯大林前面加上“伟大的”这一修饰语。纪德坚持不加,结果这封电报没有发出去。像纪德这样一位既深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熏陶,又被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精神激荡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这种明目张胆的、拙劣而野蛮的个人崇拜。

   纪德还观察到苏联社会的“克格勃化”,告密之风四处蔓延,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正如苏联崩溃以后、负责克格勃改组的最后一任主席巴京卡所说,主宰苏联社会的,不是某一领袖人物,而是克格勃这一庞大的、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组织,它是苏联社会的大毒瘤。克格勃奉行的原则比它实在的机构还可怕。纪德精辟地指出:“在法国,政党机关若是要揭发某人阴私的时候,那一定要找这人的仇敌来做这个卑鄙工作。在苏联则是找这人的最亲密朋友来做的。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最好的罪证,便是那种愈否认而愈加有力的。”通过这种方式,统治者的统治似乎大大强化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大大弱化了——因为全社会的人际氛围遭到最大程度的毒化,这个社会不再是一个有信任感的契约社会,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与虚伪之中,也就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纪德指出:“人们什么都不敢信任。小孩天真的言辞会葬送你。人们再不敢在小孩面前说话了。每个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再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人了,除非在床上,同自己老婆,倘若认为老婆是靠得住的话。”这样的社会,表面上看牢不可摧,实际上不过是被白蚁蛀孔的房梁,一遇风吹草动变倒塌了。

   一个由秘密警察主宰的社会,必然是优败劣胜的社会。因为最优秀的人都是不遵循“统一思想”的人。可怕的是,苏联帝国太大了,统治者残杀再多的人也不容易被外界发现。许多人彻底始终在古拉格群岛深处,如果不是索尔仁尼琴的记录,谁也不相信铁幕后面所发生的这一切。纪德感叹道:“贫乏愈麻木,就愈加悲惨。那些失踪的人,那些被致使失踪的人,乃是最有价值的人;在物质的出息上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然而恰是他们能不同流合污,能表现出与群众有别,而群众之统一,其整齐性,是全靠一种庸俗性维持着,这庸俗性愈变愈下流了。”如果优秀分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遭到残酷的压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民的生活的活力自然就每下愈况。

   那是一个“老大哥”无处不在的国度,那个国度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纪德忠于他的眼睛,忠于他的良心,在漫天的谩骂和攻击中寸步不让。写完《从苏联归来》后,他还写了一篇《答客难》,从昔日的战友到普通的读者的责难,他既耐心解释又针锋相对,一个人面对一个帝国以及帝国众多的支持者们。腹背受敌的纪德、左右开弓的纪德,一个人构成了世界的另一极。这才是知识分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当半个世纪之后,苏联帝国崩溃之时,这本《从苏联归来》更是闪烁着先知的话语一般的光芒。

   

   二零零九年五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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