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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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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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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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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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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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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来源:民主中国
    (《胡温之痒--中国政治改革的困境》代序)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凌晨一点二十三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普里皮亚特邻近的切尔诺贝利电厂,第四号反应炉发生爆炸。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四百倍以上。核辐射尘污染的云层飘往前苏联西部的部分地区、西欧、东欧、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不列颠群岛和北美东部部分地区。此外,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境内遭受到严重的核污染,超过三十三万六千名的居民被迫撤离。
   维基百科全书指出,这次意外引起世人对于苏联核能发电工业上的安全顾虑,也减缓了一系列的核能工程进度,同时也促使苏联政府的资讯趋向较为透明化。苏联瓦解后的独立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至今仍为清理切尔诺贝利事件所造成的污染及引起的健康问题上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事件所造成的死亡人数难以精确计算,前苏联时期的刻意隐瞒,使得追查牺牲者方面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事实上,前苏联政府当局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已禁止医生在死亡证明上提及因"辐射线"而死亡。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让刚刚上台执政一年的戈尔巴乔夫受到严峻的考验。一开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受到蒙蔽,他所获得的情报都大大地缩小了事故的严重性,这就是制度的惯性对领导人做出正确判断的制约。当戈尔巴乔夫逐渐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之后,不得不承认:"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痛斥官僚和专家们的勾结:"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让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喜欢从道德角度来思考问题,希望通过唤起官僚阶层的道德感来变"苛政"为"良治"。实际上,导致如此重大事故的根本原因,并非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罪恶,正如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阿·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切尔诺贝利悲剧"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
   当时,苏共政治局中有人认为,应当对信息进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力的肆意攻击,另一方面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损害党的权威。以前,对待丑闻不都是如此处理的吗?这一次却不一样了。戈尔巴乔夫断然否决了这种"传统"的方式,他认为欺骗不是正确的做法,长久的欺骗已经使党和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他宣布说:"现在,我们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谁要以为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必须提供有关事故的全部消息。胆怯的立场--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们没有任何迫使自己掩盖真相的需要。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责任。"他将"全人类"的利益安置在抽象的、如同"无物之阵"般的"党"和"国家"之上,这是他与所有前任最根本的区别。
   很快,戈尔巴乔夫以深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行动起来。虽然迟了一步,但他出台的一系列的措施是强有力的: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受害者表示慰问;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援助,并允许西方记者深入现场进行采访;鼓励人们就核电站问题开展讨论,以便消除以后的事故隐患;撤换大批教条主义官僚,打破包括军工体系在内的各个"独立王国"……正是通过这些雷厉风行的处理方式,他在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鲜明的印象--这是一位有魄力的领袖,也是一位有同情心的领袖,更是一位将民众的生命看得重于制度的面子的领袖。这一悲剧事件让戈尔巴乔夫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清醒地意识到:此种体制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本来,军队、军工企业和情报系统是最高领袖最坚定的支持者,历届苏共领导人都不敢去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戈尔巴乔夫却毅然对他们开刀,他们当然要展开无情的报复行动,就像当年将赫鲁晓夫搞下台一样--在一九九一年的"八·一九"政变中,军队、军工企业和情报系统的头头们都成为最重要的策划者。他们没有料到,经过了六年"公开化"政策洗涤的苏联社会,早已不是赫鲁晓夫时代。民众的民主意识已经觉醒,再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他们不会对将苏联往回拖的政变无动于衷,而是奋不顾身地站起来反抗之。这群阴谋者策动的政变,像一场小丑的马戏一样失败了。
   可以说,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真正的开端,它对戈尔巴乔夫的施政方向和苏联历史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个事件固然是一个波及百万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悲剧,但如果没有此悲剧,苏联旧制度的弊病还不至于如此全面而深刻地彰显在世人的面前。戈尔巴乔夫对这一事故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事后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又是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统治模式,本身就是一桩可耻的犯罪行为。他相信,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漠视甚至剥夺人民的生命和尊严,而不尊重人民的生命和尊严,正是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留下的最恶劣的影响,他的使命是清除这些恶劣的影响。
   切尔诺贝利事件让戈尔巴乔夫思考权力的神圣来源。他主动将原本不受限制的一元化的权力分割开来,并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就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说的那样,让掌权者被锁在笼子里。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确实,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踌躇。他对这个体制动了大手术,这不仅是独裁政党自身的改良,而且是社会结构及价值观的全面转变--让政府由"统治者"转变成"服务者",让民众由"臣民"转变为"公民",让"封闭社会"转变成"开放社会",让"权力"向"人权"低头。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切尔诺贝利的死难者并没有白白死去。
   然而,四川大地震中的死难者却白白地死去了。四川地震发生之后,中共当局宣布接受海外援助,一度开放国外媒体到灾区采访报道,允许个人志愿者、NGO组织和宗教团体参与救灾工作。温家宝及时奔赴灾区指挥当地政府和军队展开救灾工作,看到惨重的灾情几度落泪,让许多灾区民众不禁感恩戴德。于是,一些媒体乐观地报道说,"地震震出了一个新中国"。某些在海外生活多年的"贵族知识分子",也大声称赞中国政府救灾的"善意"和"高效"。在地震发生一年之后,这些"喜气洋洋"的说法还能站得住吗?
   四川地震过去一年之后,死难学生的数字仍然是"国家机密"。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在"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记者提出的公布地震死亡总人数和学生死亡人数的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表示:"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需要对遇难者的遇难地点、基本信息、本人的情况等进行核实和查证。因此在遇难者数字没有最终确定之前,对遇难学生人数也很难给出准确的数字。"这是我所看到的官员最为无耻的一句回答。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这样无能且无耻的官僚,惟一的结局就是鞠躬下台。这样的官话和套话,魏宏就这样施施然地说出来。地震的悲剧、消逝的生命、破碎的家庭,丝毫没有触动这个利益盘根错节、权力高度垄断的官僚体制。
   四川地震过去一年之后,中国的一切依旧,旧有的政治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官员和建筑商因为豆腐渣校舍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审判,也没有一个相关部门的官僚因为良心发现而引咎辞职。二零零三年萨斯肆虐,负有一定责任的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被免职,人们拍手称快;而这次地震中显露出来的如毒瘤般的豆腐渣校舍以及背后严重的贪腐现象,仍被牢牢地捂在盖子之下,四川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建设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等负有直接责任的高官还在恬不知耻地继续为官。地震之后担任北川宣传部副部长的一名基层官员,日前自杀身亡,留下了一封欲说还休的遗书。他本人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在宣传部副部长的任上,却又要负担起造假、说谎、打压灾民的"本职工作",其内心之痛苦、人格之撕裂,可想而知。这样的工作,绝非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能坚持下来。所以,他选择了死亡。他的死亡是对由谎言和暴力所支撑的专制制度的最后的控诉。
   官府不做的事情,只能由民间来做--但是,在当局看来,你做了他没有做到的事情,不是帮忙,而是让他难堪;所以他要来限制、阻拦和压制你。这是最强大也最怯懦的极权主义体制"自我保护"的本能。艺术家、公共知识分子艾未未,在个人博客上搜集遇难学生的名单。三月月十三日这天,艾未未和他的同事总共打了一百五十个电话,他们把部分电话录音整理出来,挂在博客上。《南方人物周刊》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一个拨往某重灾县"维稳小组"组长的电话被记录如下:
     "我们刚才电话没讲完你就挂掉了。"
     "你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呀?你们有什么目的呀?"
     "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呀。"
     "没有目的干嘛关心呀?"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关心,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呀。"
     "我也是中国人呀!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特务呢?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间谍,怎么办?……既然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公布了,那就可以了,你还要问,我就怀疑了,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呀!"
     "我们都在维护国家利益呀!但是国家也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呀。"
     "是,那就是政府的事了,你不需要管这个事。"
     "我们是公民呀,我们想要求你们负起责任来呀!"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负责?你凭什么这样说?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这不是难不难听,这是事实呀!"
     "你说是事实?我直接就怀疑你就是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
   有网友在这些问与答下面跟帖,说怎么读着这么像荒诞小说?艾未未说,"正是这很多个问题,我们叫做文化,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
   被怀疑为"美国女特务"的赵颖是艾未未的同事,在拨打电话中,她最常被问及的问题是"你是什么单位?你想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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