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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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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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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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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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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来源:民主中国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六四"已经过去二十年了。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即将大学毕业;那一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大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根本不相信摩肩接踵的北京街头发生过开枪杀人的惨剧。在那个鲜血汩汩流淌的晚上,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六四"仍然是一个禁忌,依然是一道黑幕。"天安门母亲"不能公开悼念死去的亲人,伤残者继续受到粗暴的监视和骚扰,还有若干所谓的"六四"暴徒被关押在条件恶劣的监狱之中。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出面道歉,没有任何一个开枪的士兵现身说出亲身经历。真相调查、罪责审判和国家赔偿更是遥遥无期。生活在真理日渐暧昧不明的"后六四"的中国,我们的眼中何为善,何为正?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名十六岁的少年,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县城里,每天晚上在收音机前泪流满面地收听BBC和VOA的电波里北京开枪杀人的消息,然后在日记中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对邓小平和李鹏的咒骂;十二年前,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在北大的一位老师家中看到他挂出了一张邓小平的遗像,他说邓小平恢复高考改变了他的一生,与此同时,他却忘记了主导"六四"屠杀的也是同一个邓小平;六年前,我在美国纽约领取"万人杰"文化新闻奖并发表纪念"六四"的演讲,回国之后,在丁子霖老师家放映颁奖会的录像带,看到一半的时候,刘晓波与我一起抱头痛哭,这是我与晓波多年的交往中,他哭得最伤心的一次;五年前,我在美国芝加哥参加杨逢时女士主持的"六四"音乐会并发表演讲,"六四"逐渐从数万名领取"六四血卡"的中国移民的生活中淡出,但柔弱而坚韧的基督徒音乐家杨逢时,却将一年一度的"六四"音乐会坚持至今。

   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在圣经中发现了"赎愆祭"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之下,我找到了纪念"六四"的最好的方式。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是在"六四"之后信主的,当时他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作为旧约神学的专家,金牧师认为,作为旧约中规定的献祭之一,赎愆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包含了"补赎"的意义。赎罪祭是指人在得罪神之后如何消除罪孽,上帝如何宽恕已经忏悔的人;而赎愆祭还涉及人与人之间如何修复彼此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恢复(当然也包括国家、政府、政党与个人的关系的恢复),需要加害一方对受害一方作出一定的补偿,这种赔偿应当多于受害一方的损失。如果没有这种赔偿,就不能大而化之地说"向前看"、"彼此包容"。最近有一部韩国电影《迷羊》讨论到此问题的时候,受害人追问说:"为什么我还没有原谅加害者,上帝便先宽恕了他?"受害人有权作出这样的追问。因此,上帝专门设置了赎愆祭,赎愆祭中献祭的物品,需要依据它的货币价值予以估价,动物与它的货币价值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关系。
   "赎愆祭"在旧约中先后出现三十一次:《利未记》中出现二十三次、《民数记》中出现两次、《列王记》中出现一次、《箴言》中出现一次、《以西结书》中出现三次。其中,第一次出现是《利未记》之五章六节:"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赎愆祭所强调的是爱与公义的平衡:只有爱没有公义,无法弥补受害一方所承受的苦难;而只有公义没有爱,亦无法让加害一方获得心灵的解脱,从而结束"冤冤相报"的循环。近期所发生的关于以"和解"的智慧来解决"六四"问题的争论,如果放在赎愆祭的观念之下,则可迎刃而解。解决"六四"问题的大方向,当然是和解而不是报复;但和解是有原则的,绝不是和稀泥。没有真相,便没有和解;没有道歉,便没有和解;没有赔偿,便没有和解;没有释放,便没有和解--这里所说的释放,不仅是受害一方从苦毒中释放出来;而且是加害一方从罪孽中释放出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恢复,首先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恢复。释经学家田雅各指出,赎愆祭是为着救赎我们脱离罪行。我们乃是罪行的果子,虽然因主的代赎而得救,但仍不时犯下各样的罪行。献赎罪祭乃指明为何人而献,献赎愆祭乃指明为何罪而献。献赎罪祭,只为了承认我是罪人;而赎愆祭则为明显的罪认罪、献祭。赎罪祭着重我们向神所犯的罪,赎愆祭则多注重得罪人的罪。人类靠主的恩因信称义,也要靠主的宝血成圣。赎罪祭关系到人类在神面前的地位,赎愆祭关系到人类与神的交通。我们得罪神,在神面前认罪;我们亏欠人,就向人赔偿。
   在我们民族走向"和解共生"的道路上,赎愆祭的不可省略的起点。圣经中,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悔改需要有与心思意念相称的言语和行为。一个人(包括一个国家、民族、政府或政党)不能只是将悔改隐藏在心中,就像邓家人对外界曲折隐晦地表露的那样--"老爷子"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六四"开枪杀人颇有悔意。仅有"悔意"是不够的。赎愆祭乃是悔改的第一个具体步骤。那些热衷于祭孔、祭黄帝和炎帝的官员们,为何不及早开始赎愆祭呢?如果加害一方不承认罪愆、不公布真相、不作出赔偿,甚至还要继续压制受害者、阻止真相的揭示、强词夺理为当年的屠杀寻找合理性,如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言不惭地以"珍惜这些年来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搪塞何时平反"六四"的提问,仿佛屠杀是这二十年经济发展的前提;那么,加害者的罪将是何其的大!受害者的冤屈不得伸张,加害者更是深陷在罪恶之中,中南海的烟波再浩淼,也散不去那腥浓的鲜血的味道。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能有一个持久的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吗?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完成自己的赎愆祭,赎愆祭不是共产党和杀人者的"专利"。让我们忘却,是官方精心策划的庞大的宣传教育系统所要达成的目标;而我们自己的内心,何尝不想主动忘却,何尝不想选择一种看似轻松的不分何为善、何为正的生活。"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各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圣经中所说的,不仅是指共产党,也是指我们所有人。二十年来,我们身负怎样的罪孽?丁子霖老师所说的那种"冰冷刺骨"的社会氛围,我们都是参与制造者。那些声称别人可以去死、自己却不能死的学生领袖,那些拿了"六四血卡"之后却跑去欢迎来访的胡锦涛的"爱国华人",那些不将"六四"真相告诉孩子的父母和老师,那些教科书的编辑,那个否认杀人历史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那个为江泽民写传记的金发碧眼的花旗银行董事……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吗?其实,我们也在"他们"之中:少年时代,我在日记中咒骂邓小平和李鹏,我以为我跟他们不是同类;但现在我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邓小平,都是李鹏。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
   我们的怯懦,我们的自私,我们的冷漠,构成了二十年的霜刀雪剑。在回避"六四"、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与神同行这些事上,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和华人基督徒都有罪了。我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中,经常听到牧师和信众为胡锦涛温家宝祷告。为在上掌权者祷告,这是圣经中的教导,这当然没有错,我们确实不应当仇恨当权者,尽管他们在做那些倒行逆施的事情;但是,我却极少听到有人为天安门母亲祷告,为汶川母亲祷告,为三鹿婴孩的母亲祷告,为冤屈者和受压者祷告,为苦痛者和孤独者祷告。有一次,当我提议为天安门母亲祷告的时候,有人立即反对说,那是搞政治;但这些貌似敬虔的人从来不会认为,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祷告,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是的,为胡锦涛温家宝祷告固然是应当的,但不为无权者与哀哭者祷告则是不应当的。这种透骨的势利与功利,不是圣经的教导;这种透骨的势利与功利,是我们身上显明的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那些杀人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面对"六四",基督徒和教会何为?我们要祷告,要安慰,要医治。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由此,我想起了彼岸的"二二八"事件。一九九五年,李登辉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亲临"二二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并公开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同年,政府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如果将这一年当作当局全面平反"二二八"并实施赎愆祭的时刻,那么爱和公义是在四十八年之后来临的。在此之前,在那多么漫长的岁月里,难属们只能暗夜饮泣。在侯孝贤的电影中,有一个模糊而忧伤的背影,让人欲哭无泪。最早在台湾发起"二二八难属祷告会"的苏南洲弟兄回顾说,惨剧发生将近四十年之后,一九八六年党外才开始要求平反,一九九零年教会界才开始出面表达关怀,"自此在朝野关怀者共同的努力推动下,才在百般艰辛中逐渐突破,最后无论真相公布、元首道歉、建碑建馆、金钱补偿、设和平纪念日及恢复名誉等当初二二八受难家属所提出的要求,也都逐一完成,十足展现出台湾朝野在面对如此巨大政治历史事件中的智慧与勇气,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未改朝换代的情境下做到过的,而足令国人骄傲的创举。"是的,区别善恶,分辨对错,站在善的一遍反对恶,站在对的一边反对错,不是政治,不是解放神学,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异象、每一个基督徒的十字架。尽管基督徒不能"贪天功为己有",但台湾的基督徒在"二二八"的赎愆祭中,确实没有缺席,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在那弯曲悖谬的时刻将自己全然摆上。那么,大陆的基督徒以及与大陆有着血脉联系的海外华人基督徒,能在"六四"的赎愆祭中缺席吗?能理直气壮地说"六四"与我们的信仰无关吗?
   我不是"六四"的亲历者,更不是"六四"的受害者。有一次,北京警方通宵审问我的时候,那个循循善诱的"老大哥"好奇地问我说:"过去那么多年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反问他一句:"你也是做父亲的吧,假如你的孩子被杀死了呢?"他恼羞成怒地说:"你不要诅咒我嘛。"遥远的纪念,是因为记忆与道德相关?是为着仇恨与愤怒?或者是敷衍与表演?虽然我的反问在那一刻奏效了,但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孩子,那样的反问多少有些苍白。当我有了孩子之后,当孩子在我的臂弯中酣睡的时候,我才知道父母的心肠,我才知道如果父母被迫与孩子死别,乃是人间至大的痛楚。当年,在军队开枪的消息传来之后,七十多岁的袁相忱老牧师不顾自身的安危,跑到硝烟弥漫的街上去传福音,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灵魂,那种在枪林弹雨种来去的信心,才是基督的门徒的信心;如今,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荣神益人呢?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世间所有的父母都能与他们的孩子一起团圆与安康,我们当义不容辞地与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来完成这迟到的赎愆祭,正如王怡弟兄在《行过死荫的幽谷》一文中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什么可以胜过独裁者呢。就是选择与丁子霖女士及天安门母亲们站在一起,'打一场母亲的圣战'。就是一场行过死荫幽谷的圣战,一场以爱去成全公义的圣战,一场以善胜恶的圣战。一场反对者在道德上更高尚、在人格上更高贵、在灵魂里更慈爱的圣战。当你决意站在这一场圣战中,你就知道,共产党人已经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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