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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 —— “请愿书”催生中国演变

   
    1989年,由于遭受不公待遇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不幸去世,在中国北京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那一年的6月4号,中共调动野战军,动用坦克、机枪镇压了和平抗议的民众。如今20周年要到来了,在这20 年的时间,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学生提出的请愿书,究竟催生了今日中国的什么变化?
   
    众所周知,在那个多事的春天,北京高校学生自发聚集在天门广场,随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的记者会,会上宣布要举行全国性的罢课活动,目的就是要与政府对话与谈判,希望借此促进政府“反官倒、反腐败”和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以及学运性质等。新华社在当时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该报道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其中第一条就是“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这个要求完全合理合法,符合当代公民群体与政府平等谈判的游戏规则。
   

    然而,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竟以暗含政治老人们“老子暴力打天下坐天下”,岂容与学生娃娃平等谈判的惯性思维,对学生要求做出威胁性的回答。袁木声称:请愿书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云云。他的这一答复,完全堵死了与学生团体在平等、和平、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交涉,达成相互妥协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学生们的示威抗议活动只能继续下去。1989年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更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学生自发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封表达民众反腐败,要民主的政治诉求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正成为今天来自民间《零八宪章》与公民维权生生不息的政治资源,代代传承。该请愿书当时提出如下7点要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3、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4、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5、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此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7、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当时,中共当局根本无视学生的这些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导致学生们陷于僵局,只能继续静坐,而且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示威,并高喊出“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等口号。
   
    在此种政治情势下,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杨尚昆、乔石、万里等人召开政治局会议,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李鹏称事件“是公开的向党挑衅”、对该事件的处理将“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的人民日报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
   
    中共的这一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定性,激起了全国的民愤,最终导致八九学运完全摆脱了单纯的学生性质,转而成为一项全民抗议运动,并招致历来对付民众运动决不手软的邓小平下令以武力镇压方式,否定了学生要求“反官倒、反腐败”的正当愿望。从此,这个社会便陷于了日趋严重的腐败与不公而无可治愈,导致今日中国官民对立,警民冲突等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连环爆发。如今杨佳那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一个说法”的维权宣言,已响彻中华大地。据媒体公布的统计的数字显示:群体事件目前每年要发生4-5万起(100人以上的才算群体事件,而少于100人的冲突事件则多如牛毛,无法统计)。特别是去年以来,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竟然井喷式的涌现。诸如瓮安冲突、惠州骚乱、孟连动乱都惊天动地;年底,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民众与警察对峙,推翻并烧毁警车暴力冲突硝烟未冷,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又发生震惊中外的更大规模民众反对政府迁市的上访抗议运动,造成上百人受伤,3 0多人被捕。政府对这些事件都习惯性的声称是“一小撮挑拨”,如20年前的“四·二六社论”口径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官民冲突事件,大致都是由于政府拒绝与民众群体对等谈判的请愿,导致矛盾激化,最后借口 “一小撮挑拨”进行暴力镇压,不断重复着“六四悲剧”的习惯模式。
   
    记得“六、四”学运时,学生请愿书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是:“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以便接受社会阳光的照射。然而,这个在民主制度中最正常、最基本的请求,却遭遇到国家公共权力的坦克履带与雨点般的枪声。这个事件发生15年后,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山东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王全杰先生不负众望,终于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被称之为“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之一的“建立政府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公布制度”议案,并由此引发舆论热议。新浪博客首页上曾出现了王全杰先生的耀眼博文——《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开出廉政反腐良方》。该文说自2005年始,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和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他与数十位人大代表两次提出了“关于建立党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议案和建议。对此,王全杰向媒体承诺:我若连任人大代表,还提领导干部公示财产提案。不幸的是,王全杰先生在2007年就被告知,不再提名为连任候选人。然而,仍有全国政协委员瞿世镜先生与之相呼应,坚持不懈地提出“官员申报财产”提案。近些年来,这一被称之为《阳光法案》的议题,一直是作为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被媒体心照不宣地不间断热议,民间社会更是穷最猛打,不予放过。当下,“打开国家领导人收入的暗箱”这个愿望,正被视之为当今中国民众吹响反腐败、要知情权与监督权的集结号,在体制内外获得共鸣,并引发了全国民众联合一致的新式民主运动。这正是在这20 年的时间里,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学生提出的请愿书,所催生出的中国政治新气象。
   
    然而,由八九学运形成共识,并首次公开提出的“领导干部公示财产” 请愿要求,连年来在官方那里却得到“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的答复,当权者对这一反腐败,“革自己命”的制度建构,一直采取回避、躲闪、抵制态度,《阳光法案》议题历年提出,却历年被搁浅,今年两会又被中南海杯葛。
   
    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面对国际民主大潮,敏锐地发现了他所维持的红色特权秩序已是千疮百孔。于是他反戈一击,告诉人民:“请你们畅所欲言,大胆批评。现在是公开性的时代,负起责任,变革社会体制,以调动个人的独创积极性,现在是改革的时代。”于是,就在中国“6.4”大镇压的那个时期,苏联剥夺人民权利与自由的象征──古拉格监狱打开了,继而整个东欧世界走向民主化了。
   
    在中国,如今不少人期盼中共能纠正历史错误、追究罪责和还公道于民。要做到这一点,中共可以首先从出台《阳光法案》这个“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切入,继而对八九学运那封请愿书提出的: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观点;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此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等一系列政治愿望逐一做出政治交待,以便调动起“六四”所积累的民主意识冲击波,来克服政治上的僵化和短视,重行开启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沿着《零八宪章》昭示出的普世道路走下去——用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催生出中国社会的崭新演变。
   
    《观察》 http://www.guanch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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