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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散那,和散那:《圣彼得堡的恶魔》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谁能在我们身上唤起对苦难的理解,谁就能在我们身上唤起爱。不然写作何为呢,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罢了。

   借用朋友的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听自己的父亲与弟兄对答,字字句句,指向自己的内心。原来我困惑过的,也被另一个生命困惑过了。原来我挣扎过的,他也照样挣扎。原来我在哪里掩面、停下,他却从哪里出发,一路扎你的心。他的癫痫在哪里发作,我的灵魂也在哪里抽搐。

   见到这部意大利电影,我有些狂喜。电影以托氏为主角,化用了小说《恶魔》。1866年10月,托氏陷入经济窘迫,他要在11月初交给出版商一部书稿,不然十年的版权都要赔给人家。他请了速记员安娜,帮他记录誊写。短短数周,完成了长篇小说《赌徒》。安娜也嫁给了这个“恶毒的天才”。嫁我这样的,已够倒霉了。嫁给他,光有爱情是不行的。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唤起爱,需要信仰。

   早年的托氏,受别林斯基等人影响,对现实苦难的描写,是用社会民主派的手术刀。与苦难对应的处方,就是革命。那时,就如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撒旦被塑造为革命者,是一个反叛的普罗米修斯。所以别林斯基对莱蒙托夫笔下“广阔的想象、恶魔的力量、高傲的对上天的敌视”欣喜若狂。

   1849年,托氏被捕,判了死刑。大难不死,流放西伯利亚十年。电影表现了他在那里的转变。一旦人间的制度,不再是人性苦难的唯一对照:“政治犯”的头衔,并不意味着人性的免检商标。“普罗大众”也不当然就是值得赞美的。人性的高贵,并不与我们承受的苦难成正比。因为救赎,并不是一个数伤疤的比赛。

   后来托氏与别林斯基等人决裂,。他的《地下室手记》,对人性全然败坏的刻画,在人类思想史上,也许仅次于加尔文。他不但宣称人是“两条腿的忘恩负义的动物”,更一步说,“我们时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也只可能是懦夫和奴才”。这是一部让俄罗斯“不高兴”的小说,对一个振臂高呼的斗士来说,是不能容忍的羞辱。所以直到斯大林时代,《手记》都被称为是托氏“最反动的作品”。

   终其一生,托氏开始问,比苦难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配得上这苦难。苦难并非显出了我们的义,反而显出我们不义。因为苦难本身不能带来美好的事物。没有一场苦难,大得过人性的麻木。不然,512大地震后,我们都该焕然一新了。人间处处有罪人悔改,仇人和好,破镜重圆。事实呢,我们一觉醒来,继续活着,就像大地震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果苦难能祝福人,那么迄今为止的人类苦难,显然太少。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托氏发现外面的苦难永远大不过里面的罪。唯有恩典可以大过罪。所以革命有什么用呢,革命不过是将苦难偶像化的力量。革命的实质就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毁谤。托氏回到了东正教传统,认为爱与饶恕,才是制服苦难、回归自由的唯一道路。别尔嘉耶夫说,这之后的托氏小说,“隐藏着最深的哲学与宗教渴望”。

   这一路走来,走过的人,知道有多难。托氏代表了俄罗斯革命酝酿时期的一股保守的、基督教的道德力量。这力量难以改变时局,却在百年后回荡在俄罗斯大地。没有托氏的《恶魔》,这个民族又怎么可能出现索尔仁尼琴呢。

   别尔嘉耶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教导人们怜悯和同情,“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没有一个人如此为人类无尽的苦难而悲伤”。他的信仰,永远是心头滴血的信仰,经过了一切怀疑,与烈火的煎熬。读托氏的日记时,我知道在我这个时代,没有人写过如此真实的见证:

   “在欧洲,无神论思想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此,我并不是像一个小孩子那样相信基督,信靠他。这一生,经过了怀疑的大熔炉,我的和散那(赞美的欢呼)才传扬开来”。

   某些地方,这片子像《窃听风暴》。在圣彼得堡写《赌徒》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精神病院见到一个革命者,向他披露了一个刺杀阴谋。他说自己被托氏的作品震撼,知道杀人不过是对苦难的最简单、最低级的反应。没有一个社会乌托邦,可以建立在一个无辜孩子的不可偿还的眼泪上。托氏介入了这一群革命党人。剧中,俄罗斯的特务头子,和他有几段有意思的对话。第一次,国安局长指着架子上如山的档案,对他说,你和你的朋友们,别林斯基、果戈理、托尔斯泰、巴枯宁,都让我们花了不少力气。

   第二次,在革命者逃逸后的阁楼上,托氏说,我终其一生都在反对用理性与革命来建构完美大厦的冲动。这片子让我佩服的,是导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深刻又贴切。对托氏来说,苦难是寻求自由的必然产物,而任何革命理想一旦离开了基督,也就离开了自由。在革命中自由蜕变为奴隶制。国安局长回答说,我终其一生都在和政治犯打交道,读过他们大部分的书,我从心里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也知道将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我的使命,就是尽可能让这一切来得再晚一点。

   根据这段经历,托氏写出了小说《恶魔》,将革命者还原为人间的撒旦。在1870年代,他写的不是当时,而是未来。这是一部面向20世纪世界性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悲剧的天才预言。高尔基恨恨地说,这是“无数企图毁谤革命运动的尝试中最有才华、也最凶狠的一种”。

   对托氏来说,人是如此堕落,但即使最败坏的人的灵魂,仍然有着“上帝的面孔”。他写作的全部道德激情都在于此。毁灭一个永生的个体存在,就是邪恶。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他说,“我杀的不是一个老婆婆,我杀的是自己”。崔卫平最近的文章,也提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杀人者发现,如果他不说出那件事,他这一生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从此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唯有说出真相,才有自由。但若不靠着恩典,谁能说出真相呢。就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望着一无所信的哥哥伊万,说,“可是哥哥,你一生要怎么过呢。你问整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能够而且有权宽恕?这样的人有,你忘记了他,大厦将建立在他上面。人们对他喊道,和散那,和散那”。

   200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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