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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落差:《南京南京》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弟兄来信,说他陷入难以克制的手淫。茂盛的年龄,如何能在圣洁的安静中等候,胜过情欲的翻滚。我是一样。从少年幻想女性的身体,到第一眼看见这样的图片,无数邪情私欲,所指向或臆想的次数,恐怕已超过日本人在南京强奸妇女的总量。

   我若在那时扛枪又如何?若在那时被带到陆川镜头下的南京城,我是拉贝还是陆建雄,是唐先生或者姜小姐,是日本士兵角川,抑或妓女小江?我灵魂中真实的罪恶,与肉身世界布满骸骨的荒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或者出于偶然,偶然的意思就是绝对。如日本人绝对邪恶,我们又绝对如何?或者如幻亦如电,人性的落差,就失去了道德的重量。又或者,肉身世界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每件事都如此真实,昨天的屠杀,强奸,谎言,懦弱;今天青年人的义愤或遗忘,纷纷手淫,或纷纷入党。关于灵魂与肉身,记忆与现实,民族与个体,最鲜艳刺目的意象,还是郁达夫当年的小说,留日学生躺在床上,一面手淫,一面高呼,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感谢祖国的崛起,使手淫的宏观环境,一旦脱离国家意识形态,还原为灵魂里一桩真正的磨难。有朋友问,对自由民主的关切,为什么不见了。我说,满目苦难,有时是我们认识自由的妨碍。自由的真正命题是,如果我死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呢,如果我死的时候盟军还没登陆呢。清廷还没推翻,日本还没投降,避孕药还没发明,革命尚未成功,瘟疫还在蔓延?自由的真正挑战是,如果这样,自由之于我还有可能吗。自由可以超越于制度变迁之上,并因此带来对制度变迁的祝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意味着,对曾在世上活过的人来说,自由只是一件碰巧的事。碰巧改革开放了,碰巧文艺复兴了,碰巧有个妓女愿意站出来,去给日本人当慰安妇,换取幸存者过冬的粮食?

   如果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或512龙门山脉地震的罹难者时——尽管迄今我们仍然没有他们的名单。你该说些什么呢。难道说,自由是六合彩,只提供给某些幸运儿。你们八字不好,注定一生与自由“无分、无权、无记念”?

   我回答朋友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逻辑。将任何一种肉身世界中的理想,哪怕是自由民主、普遍人权,倘若看作一个价值观与人生理想的至高点。就意味着你的理想,对任何一个在灾难、战争、屠杀或不义的制度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来说,都是冷酷的。因为你的主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撇在了美丽新世界的外面。

   所以,看这部电影,不是给我一个抒发民族恨意、强化民族身份的机会。或给年青人提供一个手淫与南京大屠杀的超级链接。其实任何对苦难的描写,都在挑战和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就像走在街上,我常问自己,对面那个乞丐,前面骂骂咧咧的人,或遵道镇上失去亲人的那个嬢嬢,在我的信仰里,就是在我所相信的那个宇宙人生里,有没有他们的位置?在我的盼望里,有没有他们的盼望?如果我的信仰,在逻辑上必定会将一部分人类,以一种不公义的方式撇在外面,我的信仰就是虚假的。因为我以自我的理想,切割了这个世界,把一个人类,分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类。除非我就是上帝,不然,我怎么敢呢。

   以往的抗战电影,都把人类分为两种,好像卿本佳人,所以对邪恶不可理喻。其实呢,日本人在南京干过的一切坏事,中国人彼此之间都干过。陆川的勇气,是全片以角川为主线,把日本人还原为了人类。角川不是恶魔,而是一个有人性的坏人。他不是与中国人不同的族类,而是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他坏,但他仍在我们中间,被称为人。一旦他被称为人,我们中间最好的那个人,在上帝面前,对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也同样负有责任。除非他不是人,不然,我们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撇开他。

   我的灵魂,尝过这异常的痛苦。但侵略者与受难者的区分,只是第一层的。公义而肯定,却不是全部和至高。就如自由民主,在这个层面上,也值得追求和肯定,但一样不是全部和至高。陆川拍出了中国电影早该拍出,却一直无能拍出的一个起点。导演的才华,有一大半,都用在为着角川最后的自杀,细细描述一个陷在罪中的人类。

   使角川忧伤而不能自禁的,并不是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悔恨,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悔恨。他所爱慕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梨花带雨,我见犹怜,使战争的宗教性在他心中坍塌。日本军队祭奠亡灵的那场鼓阵,是这种宗教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浓墨重彩的出场,甚至饱和到快要撑破黑白的镜头。这是陆川试图理解这场侵略与屠杀的点睛之笔,也是对靖国神社的一次预演。后来,角川看见姜小姐的十字架项链,他说自己也在教会学校读书,强要了过去。他的上司松井开枪打死小妹,说,这么美的女人,不该这样活着。角川的震惊,只是无数铺垫中的一个。姜小姐最后被士兵拖走,回头朝这个揣着十字架的日本兵,说了一句英文,请打死我。角川开枪打死她,也最终打死了他灵魂中的那个日本军人。

   将日本人“去妖魔化”,是这部影片的勇气。问题是我们和敌人的人性落差,也因此被缩短了。导演或者没有勇气继续面对这种张力,或者自己也无力承受。于是,他选择了对中国人的“崇高化”,来继续保持两个族类的人性落差。最大的两个败笔,一是前半段的散兵抗争和杀降,刘烨沉默的表演,慢慢积蓄起恢弘的压力。结果国军将士们最后喊出“中国万岁”。人性的苦难,被国家意识形态的幽灵把持,向着一个单向度去了。换成姜文,我想将士们喊的一定是“操你娘”。这和唐先生被枪毙前,对松井骄傲地说“我老婆又怀孕了”,更加贴切。这才是肉身世界中的坚持与卑微,大地上的咒诅与希望。

   第二个败笔,是让拉贝先生向着中国难民下跪。人性的落差,若不能继续向上仰望,就只能向着苦难的一方跪下。不然对敌人的去妖魔化,实在是我们受不了的。虽然小豆子还活着,中国的确没有亡。但电影还是缺乏光合作用,几乎耗尽了电影院中的全部氧气。这是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另一部《拉贝日记》。

   200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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