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也应保证自己的话有边有沿

   我不认严先生以往说的话没边没沿，批评的只是《先“翻案”后“和解”》。

   1、先说说话的边沿问题

   因是就公共的生活发议论，公共生活涉及到的是关系，不受专业的限制就无形无痕，其言往往没有可还原的边沿，初看滿有道理，细究却无法在经验里还原。且，正因是公共的生活，它便也有根有稍、有本有源----有律可循。既有律可循，其言谈就得让人读出哪是因哪是果，看到所述的必然。议论者就有让自己的话有边有沿的自觉。严先生的《先“翻案”后“和解”》就是无边无沿。

   所谓边、沿，就是话的确度：不含糊，可还原，得读出环节和推进，可加经验。因所议论的是社会，政治，即公共关系。关系、政治都不是凭白无故的发生，阐述就得见到因果联，让人读到所循之律。所谓边、沿，也就是说的话得具有理性有效性，有效性或者是自明的或者是证明的，总至你得让人明。

   提出“翻案”，就得先行知道“翻案”涉及的要素：由什么力量来翻？由人民，还是由那实施了屠杀的共产政权？这就是以翻案为对策的话的一定方面的边沿：人民是在要求翻案，但却没有翻的能力，人民一旦拥有了翻案能力，断然不会再让这个专事屠杀的政权存在。由共产党来翻吗？它一旦翻了这个案，就等于它自己宣布自己就是罪恶，它就得受审！就得退出历史舞台！它能干吗？这就是翻案这个概念的边沿，如果在议论前一一考证了这些要素，那就不会有《先“翻案”后“和解”》这个对策。且不说在实践上，只从纯理上说“人与共产”就决不是两个能够共存的“名”。

   把“翻案”做成“和解”的前件，就得先行界定中国政权以什么为责任？----它一二再、再二三地信誓旦旦（它的四代教主都着力强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负责。而“翻案”所必须的条件却是并且只能是：对人即对人权负责的政权。“翻案”引发的后果呢？必是埋葬政权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一个能对人负起责任的政权就绝对不会允许意识形态性在政权中继续存在。而意识形态政权也决不可能从对人的责任里吸取到它生存的营养。意识形态政权的维持只能靠了暴力的镇压。须知----

   人性与意识形态永远针锋相对，你死我活，无以并存。所以，

   无论谁来翻六四的案，都只能对人而决不再对意识形态负责！对意识形态负责与对人负责是绝对的两极。所以说根本就没有想不想翻案、想不想和解这个问题，做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与做为不可抗的人性，在先天上就不是两个可往一处调和的理。做为理，它们必须对抗才能成为理。它们能成为概念，所反映的就只是对抗，如果不反映对抗它们也就失去了做为思想反映形式的意义。

   共产是中国政权借以立基的原则，没了“共产”这个名，也就没了政权的意识形态性。可只要还有“共产”名，它就只能沿着意识形态这条死胡同往下强走，至死不囬头。而翻案却必须以“人人生而自由”原则来作政权的立基。不须谈论实际，只分析概念，它们就是绝对矛盾之理，怎么指望绝对矛盾之理的合而为一？更惶论从它们中产生出“和解”之果！

   2、一旦“翻了案”，还须“和解”吗？

   看上去“翻案”与“和解”像两个独立思想，但由于所对事实是一个：它们说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它们在实际上就无差别了，至少其内涵具有了相当大的交和性，成为一个进程，把它做为两个进程来对待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因“翻案”与“和解”都是在为社会寻求出路，因而也就归属为同一个历史进程，两个概念便都染上了进程的方向性，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同一进程的不同里程，即同一标杆上的不同阶段，只能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其差异只表现在进程的成熟程度上，不再各有独立性。翻案所表达的阶段性高于和解，因而包含了和解：凡能翻的案，就必已达到了和解，实现了和解。既“翻了案”，“和解”也就在其中，不存在“翻案”而后再“和解”的问题。

   那个能翻案的力量，必定是正义的、人权的、人民的，翻案做为进程一旦被实现，必是正义的、人权的、人民的力量上升到决定的地位，人民的本身就是和解的，它再和什么和解去？

   若把和解设为目标，就得在目标提出前自觉所喊的和解是“什么与什么的”？不管和解论者自觉与否，和解所关的两极只能是----

   反人性的意识形态与被它反对的人性。

   “共产”能做为一个理，本就以反人性为前提，不反掉人性独立性它“共”什么去？

   无论科学能考察到人有多少性质，也不管这些性质是先天还是后天，归根结蒂都归属到生命的独立性里。自然界的事物无一不是独立的，人性最终的归结只有一个问题：即生命的独立性。不管“共产”一词说要“共”的是什么，都只能落到人性独立性上来。因为身体属于存在世界，意志虽能消灭肉身，但无从改变它在存在上的个体性，所以身体不能被“共”。所以共产主义做为一种主張，它所能“共”的只能是生命的一部分----精神。因意志从生命独立性里获得的自由可以通过外力的威胁来取缔：自由仅仅是感觉对意志的经验，它就是生命独立性从知觉里的通过，把存在上的独立性体验成使用上的自由性。所以共产主义做为社会的制度的密秘就是----

   共掉或取消人的精神的独立性。事实正是----

   从反右，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沿着共掉或取消人的精神独立性这个走向往下发展的：无论反右倾、防修反修，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续续革命的理论……所针对的都是人的精神、意识。不妨自问：修正主义是从哪里修？又修到哪里？

   还不是从取缔了人性的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里，往人性复归上修吗？

   那毛泽东在他与苏共的大论战里清清楚楚的表达了：分歧在意识形态上！而今天这个每有所言必尿裤裆的胡锦涛能翻来复去地唠叨的还不就是个“牢牢掌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死穴？因而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囬答说----

   或许共产主义v创始者并未自觉v：无论他要“共”什么，能被“共”的只是人的意识的独立性。但到了事实上，共产主义所实际上“共”掉的不就是----

   人的精神或意识的独立性吗？

   因而什么是共产主义？

   就可答曰：以取消人的精神或意识的独立性的主張即共产主义。

   而社会主义就是取消人的精神或意识的独立性的过渡进程。

   怎么能设想以取消人性独立性为其成立条件的理能接受并保护人性，并与人性共存呢？姑且不谈实际的社会，只考察理：你总得承认“共产”和“人权”都各是一个理吧？那就得明白：这两个理之做为理就是不共戴天的，就像根本没有可溶性钢豆与水，怎么能通过加温而把钢豆煮烂？

   “共”之做为我们说的话的一个要素，它反映的就是对独立性的取消，怎么能指望从对独立性的取消里建立起与独立性的共存？如果它们能和解或共存，共产还能做为概念被创立吗？共产主义所要“共”的，照它自己的说法是“产”，即生产资料，生产的关系，但因人类消费永属个体这个事实不可改变，因而就不能改变趋利避害对占有的支配，所以生产关系的官办化只能决定并加剧对意识独立性的取消。事到今日，被共产打倒了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早就洋洋得意奴复了僻，可那禁固意识的牢笼却越改革越顽固，越开放越狭窄。这不就是共产主义所能“共”的不是产，而是精神独立性！所以：既维持意识形态统治又为六四翻案这种沸水煮冰块，还要冰块在的局面根本不存在！

   3、言论是把言论材料联结成思想，因而就得考证联结材料的关系在所赋予的理境推进里具不具有相融性，矛不矛盾？

   所以说，人说话要先自觉话的边与沿，不能还没完成对话的界定，就凭想当然强往一处连接。因话是有边沿的，边沿是理解的界限、条件。我们常常说“学术、学者”，哪么什么是“学术、学者”呢？学术就是只以求理为目标的活动，学者就是其言具有可触、可测界限，有边有沿，有广泛的理性有效性的作者。“学术”就只是从理出发，学者不谈事实只谈道理，谈到事实那也只是做为阐述道理的材料。所谓“理”就是有必然联系的语句，它是用来觉解的，所以只有个有效性问题，即“理”只有真假性。因而说学者求的只是道理上的有效性，只对理的真假负责。学者不争取人的情感，只服从逻辑，不管人情。所谓逻辑就是思维有效性的法则。因而学者的言谈多有失人情，因“理”只有真假，不问利害、人缘，当然无人情。

   而一般意义的作家是叙事，造型，他们是艺术活动，构造具有时间、地点、人物的栩栩如生的画面，他们是用文字来绘画，讲究饱满、生劫，是塑造形象，要仰仗心的活动，以情动人，作家并不必定是阐明道理，所以作家是形象思维。至于记者，只对报导的真假负责，需要的是良心，正直是个诚的问题。

   戴晴先生是否真把“和解”当做对策提出？这并不能肯定。戴的原题是：《没有公正的真相调查，正义无以展现，而没有正义，只是当局平反，社会不能真正和解。》

   我怎么读都觉她只是发出一种哀叹，是万般无奈下的希望，期待，看不出她有把“和解”当成解决社会分裂对策提出的郑重自觉。且，戴是记者，作家，她的话主要是感叹、希望，也有强烈谴责，但不是论证，从她说话的立场到她的话都不是为求理的有效性，只是有感而发。是亚洲周刊那叫江迅的人断章戴晴文章，取出“和解”这个意，由他的故意将之抄作成用来解决社会困境的对策的，不能说戴晴的原文就是这个立意。她只在文章结尾处说到：“难道就这麽年复一年地恳请呼号（以及与其对照的封杀胧缩）下去？所幸我们已经处于开放世界。所幸在世界的别处已经出现大智慧、大仁爱者。图图大主教倡导的通过真相、正义而最终达到社会和解的南非模式，已经在一个又一个族群、国家实践，既无「五讲四美三热爱」或者「若干代表」，也无「平反」恳请呼号的环境下，极为艰难但努力做到公平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开始工作……”

   一个公民有这祥的愿望、期待，没有什么不对，因意识是独立的、个别的。她也没有正式号召、其文也不是呼吁，更没要他人签署。许多谴责的矛头应指向的是亚洲周刊，但却指向了戴晴。因戴晴在该文里的确有这样的哀叹，她也就没弄清这里的责任根本不是她，使“和解论”的对阵成了糊涂帐。其实在该文中戴已说“中国稳稳当当的走上今日权贵资本主义之路”，不久后又有专文说“共产政权已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这就证明她意识中并不认为有和解的可能。因她不是理论家，不可时时、事事自觉地去把握自圆其说。她也没正式说什么“南非模式”，她只是有南非和解那种期待。严先生不是记者、作家，而是学人，就应先认真读读戴的原文，那就不至于接着戴的话把往下说。就不至于造出《先“翻案”后“和解”》这种不通的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