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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政治不只是立场,它还是规律,是规律就得探寻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6)

   
   (3)对中国社会制度原则的还原
   
   
   A、对知性与理性作出区分
    知性是判别知识真假的能力
    理性是从知识里往外推知识的能力
    理性不能用来认知
    知性也不能用来思维
   
   马克思把他设计的驾驭术称做“社会主义”。肩负攻克意识形态极权的中国民运,就不应只满足于朴素的反共立场,而应把反共提升到学术证明的水平。因为马克思已把社会主义称之为科学学说,那构成对人的压迫的终极力量就不是人,而是这个“学说”。只有在学说的层面上才能完成对它的揭露,所以就要求我们的批判从立场水平上升到学术认知,才可能构成对共产主义的杀伤。但现在的议论所表达的却主要是立场而非认知。远远达不到学术批判的水平。我所以要发动这种批判,就是为推动民运从素朴的立场向着自觉的学术认知过渡。不只是要反社会主义,而是要完成对社会主义骗局的揭露。
   
   先谈谈什么是理性批判?简单说就是按照理性的规则去证明一知识是否矛盾。所谓证明,或者从前提推出结论,或者从结论还原囬前提。因社会主义是理性即知识的成果,它由那些要素所组成?这些要素是否经受过知性的鉴别?马克思为心灵导师的愿望所鼓动,忙着建立成果,就只能活动在理性里,哪还想到用知性对理性实施检验。要铲除或消灭共产主义,就得将我们的思维提升到自觉受知性检验的阶段。因为理性与知性是意识能力中的不同成分,各司其职:理性不能用来知觉,知性不能用来思维。理性借助知性,知性支持理性,它们合起来才能建立正确的知识成果。但因实际的思维(即理性)是自动发生,并不能觉察思维材料的可靠与否,所以所建立的成果就不必然为真。比如这“社会主义”。学术的批判就是把理性的材料和成果都纳到知性里做真假判别。因为我们的理性只能保证思维前提与结论的可靠,不能保证被思维材料(即概念)也可靠。理性的材料及成果是否为真就不是理性而是知性才能奏效。
   
   所谓知性就是判别知识真假的能力。
   
   所谓理性却是以知识求知识的能力。
   
   这种论述所给出的就是规律。因为它指出了只要具备“是人”这个条件,就必定在与环境的作用里形成出理性这个后果。这是人的存在不差分毫的证明了的。只要有了理性,这又是条件的具备,便必导致社会,这后果性关系是不变的。反过来,所有社会都是有理性能力所构成,这就是还原。从而我们就看到:社会是理性能力的产物。可理性对于人却是生命的必然,就是生命的成分。这又是还原。而理性能力既是人的生命构成,它就不是为服从社会,为伟大理念,而是为实现人生。因而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去服务和维护人的生存,不是要人用牺生来附就社会,这是普天之下永恒不移的铁律。社会要健康、和谐,富有生机,它就非甘心于服务人的生存,而不是让人生来服从它。所以正义是社会健康、兴旺的不移原则。
   
   大多数人没完成的区分是:理性的对象已是知识,已有真假。而理性所负责的只是它的结论必出于它所思维的对象,可那对象并不是由它所建立,它怎能知其真假呢?只有正确的思维并保证不了结论的必定为真,因被思维的对象的真假并没有被判别。比如说这“和解论”,做为克服社会危机的对策,它涉及的首先是和解对象:一是共产当局,一是民众。这两个对象各是什么所构成?不是理性所能囬答,理性要提出这个对策,就需用知性对这两个对象做出构成及性质的鉴别,这样才能保证理性即思维的成果必然为真。
   
   
   B、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囬答: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就是对“社会主义”和“科学”做出分解,让知性来考证它们做为知识是否可靠。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在“社会主义”之前冠以“科学”的庐山真面目:它赋予“社会主义”的并非科学性而是地位性,即不准怀疑、不许证明。马克思心知肚明:只有在法理上奠定这一地位,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步入殿堂:用暴力求取成功,用镇压捍卫果实才能堂而皇之。他为什么要这样?
   
   就因社会、政治,或实际的统治,都不只是立场,而是基于不变的规律,既是规律其必然性就得靠治学来得之,其操作就得循律而行。所以社会、政治,或统治都是以严肃治学为条件。其运行或操作至少在得在奠基和轮廓上遵从证明性道路,无管什么事都要说出一个正当的理由。所以社会不只需要活动家,还需要一个以探求规律为目标的,专事治学的治学阶层,从事对必然性的研究,为社会健康提供活水,使统治保持旺盛活力,不腐不蠹。这是人类的常理,就是说人类历史从来都是照理运行,事事、时时都需合理性解释。这照理而行就成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天然障碍。只有粉碎照理而行这个常规,才能在理上赋予“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意志以压倒一切的地位,才能一任暴力放纵。从解除一切都需正当理由的解释这个愿望出发,才是《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者的创立动机。
   
   所谓规律,就是当某些条件具备或消失,必有某类后果相伴随,且不以民族、国家、环境为转移。
   
   上节我们论证了什么是正义,并结论说:正就正在后天能力以先天性质为根据,正在根据着“是人”去“做人”,正在精神的运用必须符合本原的人性。因为无论“后天能力”还是如何来“做人”,还是“精神的使用”都是后天“约定”,而人的“性质”或人之“是人”并不来自约定,而是先天不可抗。既不可抗又怎能去抗呢?所以正义就是让可抗的后天约定遵守不可抗的先天性。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后天约定,难道共产或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约定?除非它早于人的存在而存在。只要承认它是后天约定,那它就不具有先天合法性。只有人的生命才唯一先天合法,是制度的唯一基石。而“科学社会主义”的要害就是用外力赋予“社会主义”以绝对的地位。社会主义干脆是对合法性是理性证明性的彻底拒绝。
   
   共产党国家的制度叫社会主义,解释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又用“中国特色”做进一步的限制。这制度在二千多年前已有柏拉图设想,到了近代又有莫尔、傅立叶、圣西门等再度设想,但他们都只是想,没赋予它实际的可行性。马克思用《共产党宣言》赋予社会主义以“科学”地位,这种所谓“科学”所说其实仅是操作性,并非对规律的把握。是权威不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社会主义”之处就是:社会主义只是饭后茶余的谈资,不能操作,加上“科学”它就有了可操作性,成了实际的制度。“科学”二字,就赋予了它以边、沿,使之成为可在经验中操作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险恶之处是:把可操作性=同于“科学”性,因而使操作性成为最高合法性。使原本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摇身一变成为不许怀疑、不可动摇的制度。“科学社会主义”就偷了公正和正义的梁,换了可操作性这支吃人不吐骨头的柱。因而----
   
   社会主义就是不讲理主义。
   
   马克思主义就是赋予不讲理主义以最高合法性地位的主張。
   
   
   C、科学是认识的方法
    可以用来获得真理,科学并不=真理
    “科学社会主义”是为“只讲抢,不讲理”成为不许动摇的权威
   
   “科学”说的是方法,即诉诸无情事实的经验证实。严格遵照科学方法,就能发现真理。但真理指的是道理不是方法,它需要用方法来求证。科学并不=真理。“科学”只是用来求得可靠道理的途径。社会主义是一个知识或道理。做为知识它是真是假决定了它做为道理的矛不矛盾,这得用科学的方法去证实。共产党干的却是冠上“科学”就=真理,就不许怀疑不许证明,就取得了使用暴力的许可证。所以在马克思赋予给社会主义的决不是科学性、真理性,而是任意使用暴力的地位。他的“科学”所实际赋予给社会主义的只是操作的环节、步骤。不许动摇的地位也就是最高或绝对的真理性和最高合法性。从而使对它的怀疑、求证成为违法。成为可任意被消灭的对象。
   
   现在来看它是怎样赋予社会主义以操作的环节和步骤----
   
   因为在存在方式上人就是一个个的,这决定了实现方式的个体性,马克思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为公有制即剥夺制寻找合法理由。这就是他的人类进步阶段论:即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等形态。
   
   不在于历史是否是按照这些形态来进化,而在于马克思要用这种形态达到什么目的。
   
   未泄的天机是:马克思是先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立志,且已做为最高宗旨,但这个宗旨缺少合法理由的支持,他为寻找合法性理由才翻箱倒拒挖出“共产主义”这个假想。因“共产”做为道理背离生命的客观存在,取消人性独立性,因而具有否定一切常理的能量。只有一种否定“一切都得照理而行”这个普遍观念的观念,才能赋予“上升为统治阶级”这立志以合法的地位。他就把“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意志包装进共产主义外壳,再用历史进化的阶段论来赋予“共产”以“必然性”,由“必然性”过渡到地位的合法性。他是先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立志,再有包含立志的共产主义假定,再根据着假定的需要去寻找材料、根据,不是根据着材料往外推假定。是“共产主义”假定需要形态说的支持,不是历史的进化必导致到“共产主义”。所以说“社会主义”并不来于历史进程的支持,而是为支持“社会主义”的成立才构造出形态说。马克思为之服务的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的形成在先,并且只有他们已意识到它无边、无沿,没有可行性,为使这种没边没沿的主張能进入操作并具有合法地位,才有这种划分的必要。以便使“共产主义”至少在外观上具有必然性面目。
   
   这“科学社会主义”的天机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因“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立志意志而设事,不是从事实里来求是。是立论在先,立论的根据在后。马克思是根据着结论去设定前提,是捏造事实。
   
   
   D、“科学社会主义”就“科”在把“斗争”揉进“阶级”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是,颠倒了前提与结论的本末关系,“共产主义”是他的志在必得,他是应了“共产主义”这个必得才去找寻根据。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个“科学”就只是操作,不是从事实的客观性质里推出必然。因为只有阶段论才能把“斗争”灌输进“阶级”,并成为它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成立起“阶级斗争”这个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只有“阶级斗争”成立,才能不需正当理由只诉诸暴力来解决事端成为合法。“阶级”(第三等级)的发现不是马克思,那是在他以前:阶级就是进化留下的痕迹,就属自然而然不出于故意。只有阶级并不能使暴力获得合法,只有将阶级用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诉求,才能用“斗争”来取代进化,即用人为来取代自然而然性。阶级原本是理性进化的阶段性,对其的调整当然也可以限制在理性证明内,通过伦理求解决。共产党人要的是上升为统治阶级,这是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的理性证明所无从满足的。他们需要一种比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的理性证明来得更简单的捷径,那就是对暴力的完全仰仗。这“阶级”到了马克思手里就不再是进化的痕迹,而成为故意施加,仇恨的煽动就应运而生,成为主旋律。原因是他们要的只是成功,不是理由的正当。他的学说所强调的就是对“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完全负责。因而前人用为讲理的“阶级”,在共产党人手里就成了“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师出之名。阶级做为文明的痕迹就摇身一变成了仇恨的煽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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